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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发展方式与社会正义 郑易生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中心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转交发展方式的努力。对新发展模式面临的困难的分析告诉我们：如 果不能从部门水平的政策调整深化到环境、资源、经济、政治、文化层面的制度创新，这些 困难是不可能根本克服的。而政府职能转变的相对滞后又是这一变化的瓶颈。 例如：多年来，我国下面的(现实基层中)生态环境问题的严峻性与上面的“部门扯皮”、 “部门立法”现象是如此之不谐调，仅此种人为的(扯皮)损失恐怕就不亚于天灾带来的损 失!政府各个部门间的“协调过程”居然遵循“帕累托改进”原则，即博弈之后谁也不能“太 吃亏”了，然而那些优先满足了“各个部门同意”的法规和政策能不能真正满足社会的需要 呢?又如一些公共管理部门(教育、卫生、环境资源保护等)中常是最为“公益”的部分 最受歧视；同时又过分地偏好收费、偏好大工程、偏好转让资源的使用权、偏好产业化，热 衷于自身“市场化”。而在一些生态保护工程中，政府的做法迟迟没有从“动员群众为主” 转变到“保护其权益为主”，影响了政策的可持续性。还有在“资源资本化”过程中，一些 地方政府与公司联合创“双赢”而以农民和生态环境的“双亏”为代价(如某些“圈地”、 “圈水”运动)——虽不断被暴光后纠正，但远未被制止。 但是问题是：怎样能使政府职能转变快起来呢?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本应(靠转变政府职能)改变的种种作法虽然在理论上站不住脚， 但在实践中顽强存在，甚至成为几乎做所有事情(项目、政策、)都要遵循的潜规则。而“部 门立法”等问题的存在不仅反映了政府怎样更好更忠实地为社会服务(而不是相反)的问题 没有解决，还反映了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凌驾于制度设计安排过程之上的坚定原则，即 作为社会主义最高价值的社会正义的原则，“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难以超越在局部利 益之间、部门之间的内耗式博弈和僵局，难以顺利地推动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方针，难以 改变政府部门“自利性”的越位与缺位现象。经验表明：鄙视价值只能将我们的思维限制在 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之中不能自拔，从而失去解决真问题的能力。我认为进一步研究并解决 这个问题正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发展方式、建设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它也反映了“以 人为本”的发展观与以GDP为本的发展观的根本区别。从长远的观点看，社会正义是可持续 发展的最根本保证。 在现今环境时代，发展的公平与效率的权衡有时不足以表达我们对其可持续性的关注 ——因为后代人的利益可能在当代人的搏弈中被抛弃。对于生态环境与资源形势严峻的中 国，发展的可持续性更值得注意——因为社会的公共资源和长远利益在改革不平衡和财产再 分配的时候容易受到后果严重的忽视。 而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特别需要一种更重平衡的改革理念。(1)以长期的社会公 正而不是短期的经济效益为制度创新的出发点，进一步改变一个时期来“GDP压倒法制建设” 造成的后者的滞后；(2)在改革中反映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的声音，而不是过分突出和关照某 些群体(强势利益集团)——我们发现生态环境与社会弱势群体的状态是息息相关的；(3) 社会激励个人营利与激励爱护公共资源的能力均衡发展，不能给“自毁家园”的行为“优先 权”——我们发现侵犯公权与侵犯私权常常正相关——都源于权钱勾结对公民权益的剥夺； (4)正如好的企业是竞争出来的一样，好的政府是监督出来的。建议建立对影响重大的公 共政策、工程、重大技术引进，地区发展规划进行第三方评估制度，包括事前评估和事后评 估。(5)除了政府和市场，不要忽视公民社会，这是一个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和谐社会所 不可缺少的。(6)最后，我们特别期待新体制充满弹性，珍惜作为后发展国家所具有的“新 312 空间”——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无形资源——千万不要盲目地被别人和自己“锁定”而轻易丧 失。对那些能节约资源的多样化生产方式、那些能创造就业的多层次技术和企业(包括大、 中、众多小的服务企业)、那些与本地生态规律融合的生产生活和文化社会特征、节俭而多 彩的生活方式要特别珍惜。要尊重企业家(特别包括众多的中、小企业家)和各地社区的首 创精神，对这些往往是自发的、尚不起眼的创新，绝不能以某种眼下盛行的某种生产方式和 生活模式强行“一刀切”的社会改造。因为这种教条主义是扼杀我们现实和传统中制度创新 的资源，对完善和改造市场经济，探索新发展模式极为不利。转变发展方式是一场深刻的社 会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