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稿 2.docVIP

讨论主题 舆论影响与司法公正 发言内容： 学理上认为，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具有相对一致性、强烈性和持续性，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其中混杂着理智和非理智的成分。当前我国的社会舆论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首先，网络媒体的出现，使得担任政府喉舌的电视、报纸、杂志等传统的媒体的主流声音中加入了自由、自发的民间话语。网络媒体主要包括新闻网站以及网络论坛。据调查，我国网民总数已突破一亿，职业分布广泛，各行各业的人们可以站在不同的角度、立场来参与事件的讨论。网络论坛的出现致使各种不同的草根的声音得到了更真实更充分的表达，在类似“无记名投票”的互联网论坛中，人们可以快捷又经济的对同一问题展开讨论，可以长篇大论也可以一针见血。网络舆论给了人们发育的自由，给予了人们知情权与参与权，是当前的社会舆论中的生机勃勃的日益强势的力量。当前的我国舆论呈现了传统媒体、学界与网络舆论的三足鼎立的格局。 夏恿先生说得较为深刻：“从法理意义上看，中国的传媒是官办的性质，因此传媒监督与其说是公民权利的延伸，不如说是政府权力的扩张。这种传媒监督不具有法理根据。不过中国的传媒监督司法具有其他几种根据：一是伦理的根据，即“替天行道”、“为人民服务”的道德抱负；二是职业的根据，即传媒作为社会守望者的角色作用；三是竞争的根据，即从官方化机构向非官方、市场化转变而提出的要求。这种种因素，使得媒体监督成为当代中国非常有效的社会救济手段。 首先，传媒监督有助于增加司法过程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防止和矫正司法偏差的作用。司法机关的审判工作不再是秘密的进行，法院允许新闻媒体拍照、录像、采访报道审判的过程和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公众和法院的距离。 其次，传媒监督为公众评说司法行为并间接参与司法过程提供了条件，从而降低了司法专横的可能性。新闻舆论监督促进了法院审判公开公正这种公开让公众了解审判机制，能够有效地发挥社会对司法机关、司法人员的监督作用，监督权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 邓玉娇案： 起初，巴东县公安局未经详查取证就在通报中先入为主地认定邓玉娇“涉嫌故意杀人”，随后在情况通报中的微妙措辞变化——“特殊服务”变成“异性洗浴服务”，“摁倒”改作“推坐”——从中我们可以咂摸出些许司法遭遇某种力量干扰、偏离公正轨道的味道。这些干扰，几乎置法律于倒悬之境，陷司法于不公之地。所幸，面对这种扑朔迷离的干扰力量，公众舆论持续关注，发挥了至关重要的纠偏作用，以滔滔民意挽回了法律尊严，维护了司法公正。悬殊的社会身份、不对称的权力差异、贫乏的权利救济渠道与涉案的三名官员相比，邓玉娇的弱势地位十分明显。这时，舆论民意对邓玉娇的同情，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司法程序的关注和监督，就有利于摒斥权力的干预，也有利于平抑这种差异。 一般来说，由传媒自己发现的线索所作的揭露性报道，虽然同样要遵守客观公正，不能妄加罪名的原则，可传媒透露其在该事件上的倾向性，总是难以避免的。在实践中，不少媒介的稿件中常有“民愤极大”、“社会影响极坏”、“令人发指”、“天理难容”之类的说法。这些说法都是带有很大主观情感的。司法机关审理案件时，如果传媒在那里作有倾向性的报道和评论，那无异于在作庭外的事实认定，以及庭外辩论、庭外诉讼。这样激起的公众的情绪，会对法官造成心理压力。 药家鑫案件： 刘涌案件： 新闻媒体是社会舆论的主要成分，但是我国的新闻体系发展尚不完善，存在权力滥用的情况或者权力使用的不当。我国传媒在报道任何负面的事物时，都喜欢表现出鲜明的爱憎，大义凛然充满字里行间。这既是长处，也有弊病，不同场合不能一概而论。在某些案件正在审判的过程中就对案件进行评论，或者对审判人员进行采访并要求对案件发表意见，都是不恰当的。当新闻媒体通过多种途径向社会公开报道时，公众往往不是中立的，社会舆论就会展开舆论审判，而司法为体现民意就难免被社会舆论所左右，法院不在中立的角度上做出的审判就很难说是体现司法公正的。这样很容易滑上“舆论审判”之路。 李昌奎案件： 传媒必须遵守“合适的度”，不以越轨动作损害司法，影响公正审判；司法机关可以处罚越轨情节严重者。比如在美国，如果媒体在审判过程中，发表企图影响案件判决或抨击、讥讽法庭成员在法庭上的行为的言论，法官可以以藐视法庭罪来惩处。法国新闻法规定传媒界可以自由地了解并报道司法活动，但必须遵循相应的限制规则：如禁止发表有关法庭或最高司法会议的内部审议消息；对复制的罪行材料以及有关未成年犯的审判无论是文字或图片均不得发表，否则传媒将成为法院的惩处对象。 传媒对于司法当然是可以发表批评意见的，最终是为了维护司法机关的权威和威信。可是在有些报道和评论中，多少体现了对司法的不尊重。比如，一些报刊频频以重要位置刊登一些诸如“这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