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经济学家遇到音乐人.docVIP

当经济学家遇到音乐人 “贼”的技术含量 　　姚洋：先从唱歌和我们做学问一些相通的地方说起。我们做学问，事实上是在用数学模型，还有数据去编造一个故事，然后把这个故事呈现给读者，试图说服读者。你们创作歌曲是不是也是一样的，通过你的词、曲，来表达一种一种图景、一种思想？唱歌其实就是说话。 　　海泉：我一直也觉得音乐是一种特别神奇的东西。有很多艺术表达的方式和手段，有的是肢体的，有的是色彩的，有的是听觉的。听觉，我觉得远远要抽象于视觉和文字。音乐的灵感更玄妙，如果配上了我们生活里能够共通的语言，它就像一个人娓娓道来跟你分享他的喜怒哀乐的这种感觉，所以有的时候旋律的灵感是更抽象的，但是要落实到，比如说用歌词来寻求共鸣、打动人的话，可能还是一个技术的工作。因为它涉及用文字来做这个工作。 　　姚洋：你在写歌词的时候，是在想象一个故事，还是一幅图景？ 　　海泉：我觉得它是用相对理性的办法来记录下来那些感性的东西。它是一种很抽象的情感。有些时候我就会化身到一个故事情景里去。而且我写歌词比较喜欢先进入一个情境，然后进入到一个角色的扮演，从那个环境里去抓取那个人的心态。而且要很本真地做自己。如果说感受的那个人就是自己的话，就会很真实。如果不是，假装是那个人的话，就像一个演员演不好，很容易被发现。 　　姚洋：你们早期的歌，像《最美》，是个爱情歌曲，非常明快，听起来旋律很励志。但是最近《再生》这张专辑中的《回家乡》呢，有点儿惆怅在里头，我能听出来。 　　海泉：乡愁是任何时刻任何年龄都会有的。15年前，我们的创作欲望、每天想表达的情感，可能是更明快的、更有冲劲儿的。人生的不同阶段肯定会自然而然地表达（不同的情感）。所以写《最美》的时候，其实我并没有设定我要写什么，就在当下那一刻，词和曲、旋律就自然而然地来了。它找到我，我就把他记录下来。我把创作看作是一个很玄妙的过程。 　　姚洋：我们做研究的时候，还是能说出来灵感从哪儿来。为什么做音乐的老是说这个灵感捕捉不到，别人学不来？ 　　海泉：灵感的确很难用理性去捕捉，但可以养成比较好的创作习惯。就像渔民一样，他不是乱撒网的。他的网就在那，灵感来的时候你就能捕获它。我的创作习惯就是从来不设定创作时间，我都是把平常的灵感，以片段的方式记录下来，定期去整理。《最美》那首歌，很多人就说那你是给谁写的？有没有一个具象的人？你追求的或者是你爱的？事实上没有一个绝对的、具象的，可能跟那个年龄懵懂过的那些爱情相关，但它不是写给某一个人的。 　　姚洋：（你们的创作风格）是不是跟你们的经历比较顺有关？你的生活条件好像更优渥一些，家庭背景也很好。成名很早，没有什么坎坷。 　　海泉：我觉得我和羽凡为什么价值观特别一致？也是因为成长的环境很相似。尤其是看待生活，那种乐观的态度，一直是这样的。尽管在整个过程中肯定有各种各样的纠结，或者是挫折感，但不会打扰我们最重要的、基本的东西，所以我们还是阳光型的人。经济学家有时候跟艺术家是一样的，通过自己的创作方式跟大家互动和分享。是要更理性，还是也要靠灵感的火花呢？ 　　姚洋：理性是重要的，但还是要有一些灵感。在我们经济学界，你发现很多很有名的经济学家，其实他不是经济学家出身。比如有些是学历史的，他肯定把他那些历史的东西带进来。我们这个专业研究，很多是对社会的观察，结合自己理性的思考，这样才能有更多的灵感。当然我们最后落实下来还要有一些技术性的。就像《天下无贼》里葛优演的那个贼说的，做贼也得要有技术含量。 60、70，80和90 　　海泉：姚老师您被称为国发院的梁朝伟，也是我们同学心中的偶像。您小时候有没有自己的偶像？ 　　姚洋：年轻的时候很多。对我们影响最大的还是苏芮。唱《我是来自北方的一匹狼》的齐秦，影响也很大。大陆的歌手就是崔健。这3个歌手对我们那一代人的影响非常大。现在我们要是去歌厅唱歌的话，不自觉地就会去唱到这几个人的歌。 　　海泉：到了KTV，唱什么歌暴露年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作品，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偶像。我自己觉得很幸运。我们在99年出道，这15年我们伴随着80后族群成长，在他们的学生时代，跟他们互动。到现在，我们更希望寻找到跟我们同行的这些人。这些人在这个时代，共鸣在哪里？大家已经不是青春少年，苦恼已经不一样了。我们现在经常会跟80后、90后，甚至00后开始有更多互动。每一代人，（有）不同的社会属性。 　　姚洋：有些人说90后、00后都是独生子女，是垮掉的一代。我倒不这么看。我从我儿子身上看到了他们这代人的希望。他们这代人有很多我们没有的优点。比如说他们的心态很开放。这代人不像我们那代人那么较真。这很好，说明我们的社会变宽容了。 　　如果等他们变成社会的栋梁，他们就会对社会很开放，会接受很多人的观点。他不会觉得说非得让你相信我。像“文革”，你必须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