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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政府购买服务路径刍议 　　摘要：作为提升农民工就业能力，解决其就业问题的就业培训服务，政府以往的提供方式是大包大揽，不仅效率低而且效果欠佳。在打造服务型政府背景下，政府购买服务路径既可实现政府转变职能的要求，又可实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财政效力最大化。基于此，本文对政府购买服务的内涵、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的状况与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界定和分析；在理清政府职能定位的基础上，探讨了政府为农民工购买就业培训服务的具体路径及发展方向。 　　关 键 词：农民工；就业培训；政府购买服务 　　中图分类号：D63-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3）02-0018-05 　　收稿日期：2012-10-27 　　作者简介：王飞（1985―），男，四川内江人，四川警察学院警察管理系教师，管理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农民工问题。 　　追根溯源，政府购买服务产生于欧美国家的合同外包。20世纪70年代，西方福利国家不堪社会福利财政支出的重负，开始进行大规模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力图由“福利国家”向“社会投资国家”转变。让“国家福利”转变为“多元福利”，“强调政府不再是唯一的福利提供者，希望通过把商业组织与非营利的志愿性团体引入福利的供给中”。[1]在这种福利改革背景下，产生和发展了政府购买服务。 　　一、政府购买农民工就业培训服务的现状 　　在我国，政府购买服务尚处于实施探索阶段，其源自于政府力图改革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与低下的行政效率。上海率先实践政府购买服务，此后，其他一些地方开始尝试。但截至目前，政府购买服务的实施范围仍比较有限，并且政府购买服务的服务对象和服务范围也很有限。 　　（一）政府购买服务的内涵 　　学界对政府购买服务的理解尚无统一定论，较具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四类：第一类，着重于流程，即政府须对所购买的公共服务按照既定标准对其评估之后方能付费。政府购买服务是指政府将原来直接提供的公共服务事项，通过直接拨款或公开招标的方式，交给有资质的社会服务机构来完成，最后根据择定者或中标者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来支付服务费用的一种公共服务供给方式。[2]第二类，强调力求实现政府财政效力最大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指政府部门为了履行为社会公众服务的职能，通过政府财政向相应的社会服务机构直接购买并实现财政效力最大化的行为。[3]第三类，偏重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田玉荣认为，政府购买服务是指政府在社会福利的预算中，以服务体系预算为度，向社会各类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直接拨款购买或公开招标购买社会服务。[4]第四类，侧重于政府购买服务中所扮演的角色。所谓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就是把原来由政府直接提供的部分社会服务，通过合同出租、业务分担、共同生产或解除管制等方式转交给私营企业、非政府组织或其他社会法人团体，由这些团体按照合同要求和“成本――效益”最优方式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政府主要承担财政资金筹措、业务监督和绩效考评的责任。[5] 　　第一类观点强调公共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应从政府转变为社会组织，付费的前提必须是根据既定评估标准对社会组织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进行评估且评估为合格，这一观点重点突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具体流程。虽然第二类观点指明了政府购买服务的根本目的仍是政府履行服务公众的职责，但侧重点却是实现政府财政效力最大化。应该明确的是：虽然政府购买服务可以更低的行政成本实现更大的公共效益，但财政效力最大化并非政府购买服务的根本目标。第三类观点认为政府购买服务实际上是政府为贫困群体提供免费或低收费服务。这类观点主要是从政府具有向弱势群体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的责任这一角度来定义政府购买服务。第四类观点较为全面：其一，明确了公共服务的直接提供者由政府向私营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等转变；其二，指出了政府与直接提供服务者间的关系，即委托――代理关系；其三，强调了政府购买服务的核心乃代理者必须根据合同的要求和“成本――效益”最优方案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其四，指明了政府在购买服务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与承担的职责――财政资金提供者、绩效考评者和业务监督者。这样，就将政府从之前集公共服务提供者和生产者于一身的角色中解脱出来，使其把工作重点放在监督整个政府购买服务的流程和考核公共服务上。基于以上四方面的原因，笔者比较赞同这类观点。 　　笔者认为，政府购买服务的本质与市场化类似，同属于政府工具范畴，因为这二者都强调要改变由政府对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进行大包大揽的局面，由全方位的管家转变成安排者，具体的生产过程主要是依靠市场力量。诚然，这二者也存在一些差异，主要是因为政府采用这两种工具所提供的客体范围有一定区别：通常，政府购买服务仅限于无形的公共服务，而市场化工具可以同时适用于无形的公共服务和有形的公共产品。 　　（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