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本山春晚小品中的农民形象再现研究.doc

赵本山春晚小品中的农民形象再现研究 赵曰超 周永康( 摘要 本文以赵本山春晚小品为研究对象，对其所建构的农民形象进行历时性考察。通过对农民形象主题、图景、再现方式及深层次原因等要素分析发现：春晚的审查筛选机制和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严重影响了赵本山春晚小品的主题选择，1999年后农村社会的主要问题被小品遮蔽；小品中塑造的农民视觉形象是前时代的“他者”，代表性出现断裂；小品中的人物特性被简化；落后与现代的张力、对上层地戏仿及农民话语智慧都是小品展示农民形象、制造幽默效果的常用手段。 关键字 赵本山；小品；春晚；农民形象再现 春节联欢晚会（以下简称“春晚”）是中国中央电视台为庆祝农历新年而在除夕晚上打造得综合型文艺盛会。1983年春晚首次采用现场直播的形式，31年来春晚以其庞大的演员阵容、傲人的收视比率创造了一个个中国电视史上的“神话”。未知何时，它已悄然与贴春联、吃年夜饭、放鞭炮、守岁等年俗文化融合，成为中国新的文化现象和民俗习惯。[1]春晚作为一种显在的媒介仪式，发挥着促进社会“机械团结”的媒介庆典功效[2]，宣扬主流意识形态、增强社会凝聚力、促进社会和谐；作为社会演进和历史变迁的电子记录簿，春晚肩负起“社会守望者”的功能，建构着各社会群体的形象。直至2011年末之前，中国一直是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现今，农村人口仍几乎占到了总人口比重的一半，群体数量依然庞大。春晚需要再现农民，农民也希望看到反映自身形象的文艺作品。 春晚反映农民形象的代表性文艺作品首推赵本山的小品。至1990年起，赵本山的小品22次呈现在春晚舞台上，15次斩获央视春晚一等奖殊荣。赵本山这位“农民大叔”，更是被冠称为“小品王”、“东方卓别林”等名号，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甚至有媒体在评判春晚成功与否的关键时直言“得本山者得天下”。[3]反映农民形象的优秀的春晚小品应该通过对农民生产、生活片段的选择性建构，勾勒出农民的生活状态、情感世界、心路历程等变迁的缩影。媒体所再现的农民形象除了影响着大众对于农民特质意义的认知，也进一步影响着农民群体的自我定义，并可能成为其行为举止的参考文本，规范其行为和意识。[4]因而，我们有必要对赵本山春晚小品中所呈现的农民形象进行历时性考察，对其作品中的农民形象主题、图景、再现方式以及深层次原因等进行分析。 一、小品中的农民形象主题 “再现（representation）”一词意指“再次呈现”，是“真实”世界里一些事物的一种映像、类似物或复制品……主导性话语细心地限制并选择决定在电视和大众媒体的公共论坛上通常能够讨论什么和不能探讨什么。[5]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文化作为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无形中操纵了电视人的思维和言行。[6]从传播学控制分析的角度看，春晚的审查筛选机制、当代中国的主流文化都严重影响了春晚节目的主题选择。显然，赵本山的春晚小品在选择再现农民形象的主题时也不例外。 （一）形象主题拟合期 赵本山1990年至1998年的春晚小品切实反映了与农密切相关的主题，真正的为农民发声。前三年的小品主要反映了农民的家庭、爱情主题，以情动人。《相亲》（1990），两位儿女故意让单身的父母代自己相亲，撮合二老走到一起；《小九老乐》（1991），乐于助人的老乐隐瞒给前对象借钱却被机灵的妻子识破并谅解，刻画出怕老婆又好面子的老乐和刀子嘴豆腐心的小九之间深厚的夫妻感情；《我想有个家》（1992），在电视台录制征婚广告的赵英俊和李慧芳因紧张而相互帮忙排练，最终走到一起。 1993年至1998年的小品，表现为针砭时弊：揭露社会不正之风，讽刺基层政权腐败。《老拜年》（1993）可看做是赵本山小品第一次地转型尝试，小品批判市场经济背景下“金钱至上”的理念对传统艺术地冲击，讲述了失落的老艺人在徒弟地帮助下重新振作的故事；《牛大叔“提干”》（1995）对比了乡村小学条件得艰苦和乡镇企业接待大吃大喝、铺张浪费；《三鞭子》（1996）中的老农将办实事的石县长习惯性地误解为收刮民资民膏的贪官，通过对抗日时军民一心场景地回忆，警示基层政权要办实事、聚民心；《红高粱模特队》（1997）突出了城里模特教练与农村队长对一支由劳动模范组成的将进京表演的模特队的理念分歧，最终为农民正名“劳动者是最美丽的人”；《拜年》（1998）中包鱼塘的农民夫妇在鱼塘到期后想继续承包却受到了乡长“小舅子”的蛮横阻拦而去给乡长拜年，讽刺基层政权裙带关系化。这一时期的小品充分反映了基层最突出的问题，为农民发声，但与主流文化的要求是不合拍的。赵本山直言：“《牛大叔提干”》在腊月二十八的晚上被毙了，范伟塑造的那个角色‘马乡长’硬给改成了‘马经理’讽刺大吃大喝的力度被削弱了很多，甚至连小品主题也被改动了；而《三鞭子》也面临类似情况，从讽刺改歌颂，创作上受限制，演起来有点累。”[]最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