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类学西南田野工作和著述的早期实践.docVIP

中国人类学西南田野工作与著述的早期实践王建民［摘要］20世纪前半期在中国人类学学科建立之后，一批中国人类学家就深入到中国西南边疆地区进行田野工作，对中国人类学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学科理论与研究方法上进行了许多探索，使中国西南开始成为人类学研究的沃土。中国人类学西南研究的发展对学科理论和方法的演进、中外学术交流、民族国家缔造、民族和族群的划分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新世纪学术发展过程中，对这段时期的研究进行总结和反思，将对学科的进步和繁荣有所裨益。［关键词］人类学；西南边疆研究；理论与方法探索；学科总结与反思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26（2007）12—0001—13作者简介：王建民，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主任，人类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81一中国自古以来就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给予了很多关注，积累了大量有关西南民族的文献资料。东晋永和年间（公元345-356年）常璩的《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的比较完整的早期地方志，也是现存的最早的地方性民族学资料。书中对今四川的蜀人和30多个族群和部落分布、名称、历史、传说、风俗和这些民族与汉王朝的关系都有记载。唐代樊绰根据在南诏实地生活的亲身经历撰写了《蛮书》十卷，其中第八卷专门记载民族风俗，全面而集中地记载了南诏各种风俗习惯。明代朱孟震的《西南夷风土记》是记载少数民族习俗的上乘之作，作者记录了当地诸族的婚姻、服饰、居住、生产、宗教、迷信、礼仪、交换等，较为准确可信。清贵州巡抚田雯著《黔书》两卷，书中记述广泛，注重人情风俗介绍，所记贵州苗族各分支等族的习俗多为实地采风而成。清贵州八苗寨同知陈浩作、贵州督学李宗昉绘的《黔苗图说》则更为专门，画有贵州苗族等82个族群的人物形象，并附有简单介绍，形象化地表现了清代贵州各民族风俗。在西南地区文献中，还有少数民族文字的记录。如古代西藏著名药学经典《晶珠本草》的作者帝尔玛·丹增彭措在青海东部、南部、西藏东部和四川西部等地进行了20多年的实地调查研究，并参考了百余种藏医古籍，修成上下两部数十万字的著作。本书记载了2294种药物，是藏族药物分类颇具特点且最为详细的作品，采用藏民的分类系统对动物药按动物躯体部位进行分类。一般来说，中国古代民族学资料的撰写者，尤其是汉文著作的作者，多数人更相信文献记载，具有重视文献文本而轻视亲自现场观察和亲身体验的特点，即使进行实地调查，主要目的往往是为了验证官修史籍的“正误”。为朝廷提供四裔信息的史志有相当一部分是从过去的著述辑录而成，缺乏对于文献的分析，也没有能够注意时间轴上的发展与变化，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误记，甚至有以讹传讹的现象。同时，许多记录的目的是为中原朝廷帝王树碑立传，弘扬其武功或怀柔政策，赞颂其雄才与韬略，在作品中表现出与当代民族志不同的旨趣。由于中国古代许多人时常沉迷于以中原腹地为尊长的想象，中原王朝以文化中心主义为基点，视边疆民族或特殊文化群体为落后、愚昧和野蛮，对他们的文化习俗缺乏了解，无法掌握他们的符号系统，更无法准确地记录其文化的意义体系。由于语境差异和符号理解的困难，对少数民族和特殊文化群体的记录往往有鬼神化的倾向，初期的记录更是如此。还有相当一部分著作杂有蔑视周边族群的字句。真正从各族群主体的角度、以各族群主体的观点来诠释其文化的著作很少，而且被人们所忽视。因此，这些资料记录并非现代学科意义的民族学研究著作，现代人类学学术研究的肇端是在人类学学科作为一个学科诞生的过程中逐渐发生的。在西方民族学原著翻译和观点介绍之后不久，部分清末至民国初年赴西方学习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后，开始进行一些与民族学或与民族学有关的零星活动。在英国学习动物学和地质学的丁文江结束7年留学，取道云南、贵州、湖南到汉口，再乘船赴上海。“在贵州黄果树等地，看到许多奇装异服的女人，引起了他注意到贵州的土著民族，仲家子、青苗、花苗等。”［1］这次作为地理学者的旅行，为他以后的西南地质调查作了准备，引起了他对于人类学的兴趣。1914年，丁文江作西南地质矿产调查时，对于云南和四川会理的少数民族进行调查和体质人类学测量，并在《独立》杂志上先后发表《云南的土著人种》、《四川会理的土著人种》等有关文章。1919年，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的美国人葛维汉（DCGraham）等人开始搜集包括西南少数民族文物在内的各种文物和标本。1922年成立了研究边疆的学术团体——华西边疆学会，最初有会员16人，多数为该校的外国教师［2］。次年开始编印英文不定期刊物《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刊载会员们和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1928年3月，正式组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组。对苗瑶等民族的调查和筹设民族学博物馆被列为民族学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