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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视角下的个人与社会关系 吕德文[1][1]作为一种“物”的社会事实，具有高于个体的特征；把握社会意识，不能用生理学或个体心理学的方法，而只能用社会学方法进行解释。韦伯的理解社会学则认为，个人是社会行动的真正主体，只有把握个人行动的动机才能“理解”社会的“主观意义”。“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看法，社会学是一门行为的科学。科学要理解这种行为，说明这种行为，并且从社会的角度解释行为的展开。”[1]（P369）以迪尔凯姆及韦伯为代表的社会唯实论与社会唯名论的两大传统，造成了在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分裂。整体主义以社会唯实论为预设，认为应该用整体的系统去说明各部分，用一个社会事实解释另一个社会事实；而个体主义则相反，认为社会现象只能通过个体行动才能得到解释，个体行动本身则无需用社会现象来解释。与本体论上的社会唯实论与社会唯名论，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相对应的是价值观上的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分离。前者认为，集体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应该服从集体；而后者则认为，个人的自由才具有绝对的价值。 然而，个人与社会关系在本体论、方法论及价值观的两种不同观点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这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是无法解决的假命题：这主要是从这两种不同观点都无法克服自身的理论缺陷，且无法否定对方有某种合理性的事实而言的。唯实论的社会观点强调社会本身的实在性时，忽视了构成社会的最重要的因素人（既有类的人，也有群体的人，还包括作为个体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是说，在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唯实论将社会看成是完全独立于个体并对个体具有强制作用的观点存在着将社会“物象化”的缺陷。而唯名论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在强调个体的自主性的同时忽视了社会的客观实在性，存在着将个体“物象化”的缺陷。事实上，无论是社会唯名论还是社会唯实论，都没有足够的理由在个人与社会关系中选择其中任何一方作为这个社会的基本面相。而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对立同样陷入一种困境之中。“就个体主义来说，在整体观上，个休主义者采取了化约主义和原子主义的立场以及分析主义的思维策略，从而导致了‘社会’的消解；在个体观上，个体主义者采取了‘非社会化’和‘反社会决定论’的立场以及综合主义的思维策略，从而在个体观上犯了‘物象化’错误。就整体主义来说，在个体观上，整体主义者采取了社会决定论和外部归因的立场以及分析主义的思维策略，从而导致了‘主体’的消亡；但是，在整体观上，整体主义者采取了反化约主义和反原子主义立场以及综合主义的思维方式，从而在社会观上面临‘物象化’的危险错误。”[2]a这样，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双方都具有部分的真理性，但又都具有致命的缺陷” [2]b。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在价值观上的对立，很长时间以来是在意识形态的笼罩下进行的；然而，真正深入其学理本身，同样可以发现其在个人与社会关系依据上的一种无法超越的困境。集体主义认为，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然而应该保护合理的个人利益；而大部分的个人主义“并不像通常人们所断言的那样，假定人是或应该是利已的或自私的。它仅仅是从这个毫无争议的事实出发，即我门想象力的限制，使我们只能在我们的价值尺度中包含全社会需求的部分”[3]（P61-62），这样，集体主义并没有放弃个人，而个人主义也并不认为个人应该完全地排斥社会。 可以这样认为，社会哲学视野下的个人与社会关系陷入了二元对立的困境：无论站在那一个理论立场，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一些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社会理论，无论是号称摒弃这种二元结构的还是希求整合这种关系的，客观上都在表明这种困境的存在。比如建构主义企图超越传统社会学的“二元对立”的理路，然而其提出的主张并没有超越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内在困境，吉登斯对结构的再定义即“结构可以概念化为行动者在跨越‘空间’和‘时间’的‘互动情境（context）中’利用规则（rules）和资源（resources）。正是使用这些规则和资源，行动者在空间和时间中维持和再生产了结构”[4]（P170），显示了行动与结构和谐状态的预设，并没有解决作为内在根据的个人与社会关系可能的冲突状态；方法论上的“抛弃本体化、实体化的思维方式”，试图“从关系角度去重新审视个体、社会与及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以超越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的困境，恰恰证明了个人与社会关系在社会哲学层次的不可解决。[2][2] 个人与社会关系在社会哲学层次上的不可解决性，一方面表现为社会学传统中的各种相互对立或不同源流的具体理论流派的兴起与发展，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企图解决或超越这一困境的新的理论的发展，从而促进了社会学理论的繁荣；而一些具体的社会学理论往往反映了客观的社会实践问题，并为此提供了理论指导，从这一角度看，个人与社会关系是真问题。 二、一个真问题：社会学理论中的个人与社会关系 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或认为没必要区别“个人与社会关系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