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校长谈教育.docVIP

中外名校长谈教育在2005年11月20日东方卫视台《头脑风暴》栏目的“中外名校长谈教育”节目中，中国名校（上海中学）和英国名校（伊顿公学）的校长，面对亿万电视观众各自讲出了心中的“好学生”的三个标准，上海中学校长（唐盛昌）的“好学生”标准是：“人品好、素质高、潜能强”；伊顿公学校长（托尼李特）的“好学生”标准是“热情、有社会责任感、有恒心”。应该说，两位校长的“好学生”标准对于各自国家都具有普遍性，因为，上海中学和伊顿公学都是各自国家教育质量极高、教育成果卓著的数一数二的“名校”，它们分别被视为各自国家的“楷模”。上海中学近5年来，高考重点大学录取率稳定在95％以上（2003年在98％以上），其中被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四校录取的学生超过60％，报考国外名牌大学的录取率也在70％左右，外国学生报考北大的录取率超过85%；港澳台学生报考中国大学的录取率超过90%（2003年则达到100%）（见《上海中学网》2005年“走近上中?辉煌成就”栏目）；而伊顿公学素以“精英文化”、“绅士摇篮”闻名于世，毕业生有许多成为世界级的科学家、艺术家、政治家和企业家等，如曾走出19位英国首相、诗人雪莱、经济学家凯恩斯，也是英国王子威廉和哈里的母校（见《东方卫视网》2005年“头脑风暴?中外名校长谈教育”栏目）；同时，由于学校教育的宗旨就是要尽量培养“好学生”，所以，“好学生”标准对于两校的校长来说必定是深思熟虑的，甚至是学校明确制订的。因此，我们不妨将这样的“好学生”标准看作是中英两国各自的中学教育的价值取向。 比较两国“好学生”标准，可以说，中国重虚，英国重实；中国重笼统，英国重具体；中国重完美，英国重关键；中国重道德约束，英国重个性自由；中国重人品修养，英国重社会责任。对于中国来说，“好学生”的第一条标准“人品好”基本上就是指个人伦理道德休养的境界，而修养的依据，在尚未建立现代伦理道德规范的今天，实际上仍然是我国的传统伦理道德规范。所以，判断一个中学生是否“人品好”常常依据的是一些通俗化、表面化的传统伦理道德说教，比如是否懂礼貌，是否尊敬老师家长，是否乐于助人，是否学雷锋做好事，是否“听话”，即是否是一个品行端正的“谦谦君子”。而对于现代文明来说，一个人更重要的是人格——现代人格——那种对生命的敬畏和热爱，对自由的崇尚和向往，对真善美的热爱和信念以及对假丑恶的憎恶和理性批判精神。而我们的带有浓重传统伦理道德色彩的“人品”教育，已经根本无法培养出学生的“现代人格”，因为它们的出发点和宗旨是不一样的，“传统人品”教育的指向是培养“谦谦君子”，而“现代人格”教育的指向是培养“自由之士”（富于自由精神的人）。比如，我们对于“尊敬师长”的教育偏执（反映一种传统伦理心态）常常是将“尊敬师长”变成了“服从师长”，以至于与师长发生争论或批评师长，就会被指责为“目无师长”甚至“大逆不道”，从而被认为“人品”不好。这种尚未摆脱中国封建“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传统人品”教育，怎么能培养出学生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亚理士多德语）的“现代人格”呢（“传统人品”教育只能培养出“亲其师，守其道”的“传统人格”）？因此，“人品好”作为“好学生”的第一条标准，实际上存在严重的“现代缺陷”（即在现代文明观念审视下的缺陷）。而“好学生”的第二条标准“素质高”，本来反映了近年来我国教育改革（推行素质教育）的一大趋向，但我们常常片面地理解了“素质教育”，以至于我们的所谓“素质”常常就是指“艺术素质”，而“艺术素质”又常常是指掌握某些艺术技能（比如会书法、绘画、舞蹈、钢琴、古筝、二胡、萨克斯等等）或掌握某些艺术知识，而不是指对于“美”的发现、欣赏和感悟能力（包括直觉能力），表现在“艺术教育”上常常是非常在意“会不会”某种艺术（技能和艺术知识），而不是去引导学生如何发现“美”、欣赏“美”和感悟“美”，以培养学生的“诗性”精神（气质和灵魂），而单纯艺术技艺教育是枯燥、乏味和难以坚持的，以至于培养出一个个“痛恨钢琴”、“痛恨画笔”的所谓“高素质”学生。另外，就是将 “性格好”（常常认为活泼、开朗、爱表现、关系好等等就是“性格好”）、“身体好”、“成绩好”视为“素质高”，而实际上，对于一个学生来说，“性格好”对于人生的发展来说当然“好”（是有针对性的），但不具备那种“性格好”对于人生的发展来说就不一定“不好”（同样是有针对性的），因此，从“创造性”意义上讲，性格是不存在好坏的，关键是如何利用性格的优势。而将“身体好”、“成绩好”作为“素质高”而成为“好学生”的标准内容，更是没有道理，仿佛“身体不好”（如残疾）和“成绩不好”的学生就不是“好学生”，这不免有“等级歧视”的嫌疑。实际上，我们的所谓“素质教育”忽略了作为一个对社会进步具有“创造性”的现代人最重要的素质要求——“现代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