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藩的-儒林正史---传记文学视野下的《汉学师承记》.pdfVIP

江藩的～儒林正史 ——传记文学视野下的《汉学师承记》 李萌昀 摘要：《国朝汉学师承记》是了解清代学术史的必读书，但却被公认为具有“门户之见”。但是，这 一批评得以成立的前提是江藩的写作定位是一部客观、全面的清代学术史。实际上，由于江藩本人 终身不第、时乖运蹇，，因此在学术史之中融入了对汉学家群体之命运的书写与反思，使《汉学师承 记》兼有了传记文学的属性。江藩不自觉地将学术与学人置于一个关系语境当中：学术作为隐藏在 学人人生轨迹背后的神秘力量，不但塑造着学人的一生，而且塑造着学人对生活的反思。 关键词：江藩 《汉学师承记》 学术史传记文学 《国朝汉学师承记》，江藩纂，嘉庆二十三年(1818)初刻于广州，是了解清代学 术史的必读书，然而历来不乏批评者。“门户之见’’被公认为该书最大的缺点。不过， 由于所持立场不同，批评者对“门户”的界定亦有区别：方东树所谓的“门户是汉宋 门户，故而批评江藩“挟以门户私见(《汉学商兑》)，宗汉学而诋宋学；谢章铤则强调 江藩的“偏见私情，其在著录人物时，会优先考虑和他有“交游声气之情”的学者(《书 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后》)；支伟成持经学史家眼光，认为是书“坚守壁垒，摈绝 今文，是未免失之隘矣”(《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凡例》)。“门户”，其实就是主观性。批 评者认为，江藩在撰述时的主观色彩过于强烈，以致《汉学师承记》未能成为一部客观 的、全面的清代学术史。 欲应对以上批评，首先需要确定《汉学师承记》的文体属性。也就是说，江藩是否 在自觉地撰述一部严格的学术史?不妨从阮元和汪喜孙为此书撰写的序跋谈起。阮《序》 认为，此书的目的在于明“汉世儒林家法之承授，国朝学者经学之渊源”；而汪《跋》 在“汇论经生授受之怕”之外，还强调了江藩“通知作者之意。综合二人看法，《汉学 师承记》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综述清代汉学家各自的学术观点，二是展示他们之间的 师法传承。由此看来，《汉学师承记》似乎的确如周予同所说，“是学术史的性质”(《清 朝汉学师承记·序言》)，那么自然不应该具有过多的主观色彩。 然而，江藩的《自序》却让我们对这一判断产生怀疑。《白序》的主体部分与阮《序》、 汪《跋》对此书的定位并无出入：首先追溯三代以来的学术变迁，然后详述汉学在清代 的昌明，最后明示编纂体例与目的：“暇日诠次本朝诸儒为汉学者，成《汉学师承记》 一编，以各国史之采择。’’“各国史之采择”，明显是一部严格的学术史的定位。问题在 于，紧接此句之后，江藩却添加了一段“多余”的感慨： 嗟乎!三代之时，弼谐庶绩，必举德于鸿儒；魏晋以后，左右邦家，成取才于科目。 经明行修之士，命偶时来，得策名廊庙；若数乖运舛，纵学穷书圃，思极人文，未有不委 弃草泽，终老邱园者也。甚至饥寒切体，毒螫惨肤，筮仕无门，赍恨入冥，虽千载以下， 哀其不遇，岂知当时绝无过而问之者哉! 同样是“经明行修之士’’，为什么有的便可金榜题名、“策名廊庙”，有的却屡试不中， 最终“赍恨入冥”?是否只能用“命偶”或“数乖”来解释?这段话的危险性在于，作 为学术史家，其关注点应该限定于学术本身，而江藩却流露出对学人命运的“过度”关 怀。更危险的是，此种关怀影响了江藩对《汉学师承记》体例的设定：“是记于轩冕则 略记学行，山林则兼志高风。非任情轩轾，肆志抑扬，盖悲其友麇鹿以共处，候草木以 同彤也。质言之，在述学之外，江藩还想记人。 学术史与传记文学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体。虽然史家可以选择用传记体述学，但其 重点是传主的学术观点和师承关系，对传主经历则书其大概即可。而对于传记文学来说， 无论阐发思想或是记叙经历都只是手段，最核心的任务是捕捉并呈现传主独特的精神与 性情。江藩的问题在于，在编纂传记体学术史时，没有克制住对学人命运的关注，导致 《汉学师承记》呈现出一种文体杂糅的状况，影响了其客观性。但是，也正是这种文体 杂糅，使江藩不自觉地将学术与学人置于一个关系语境当中。通过江藩的叙述我们看到， 学术不但塑造着学人的一生，而且塑造着学人对生活的反思。 作为传记体学术史，《汉学师承记》有一个基本的行文结构：即“学述+行述”。学 述无疑是江藩的写作重点，虽然其在各传中所占比重并不均衡——在惠栋、钱大昕、江 永、戴震诸传中可能达到全文的五分之四，而在汪元亮、贾田祖、李悖、江德量诸传中 可能仅有“究心经义”或者“读书好古”等只言片语——但是，依然是全书的叙事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