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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土资源建树社会文化史理论 刘志琴 一、走上人文学科前沿的社会文化史 史学在人文学科中是历史最悠久，知识最密集的学科。它广涉人类生存、发 展的广阔领域，有物质的、制度的内容，又有非物质的精神活动和风俗民情。改 革开放后，文化史和社会史复兴，史学研究突破既定的框架，表现出生气勃勃的 活力，以丰富的题材和多向度的视角，刷新了史学的风貌，史书从干燥无味的说 教，变为生动具体的叙事。 文化史本是历史学和文化学交叉的综合性学科，它是在近代中国形成的新兴 的学术领域，兼有与社会史共生、共荣的特点。他们各有专业的研究对象和知识 系统，伴随现代学术的积累和开发，各门专业之间经常交叉，到一定程度发展出 边缘学科乃是现代科学发展常有的现象。在法学与哲学之间兴起的法哲学，对法 学具有革命意义的建构；从语言学与哲学交叉中产生的语言哲学，被认为是对思 维和存在关系的一种突破。尽管这些新兴学科还很稚嫩，有的也存在学术分歧， 毫无疑义的是，它以跨学科的长处，焕然出新的见解，愈来愈得到学术界的重视。 近年来在国外兴起大文化史的概念，国内有社会文化史的兴旺，不同国别有相似 的学科出现，说明社会文化本身乃是人类社会共有的现象。它融通物质生活、社 会习俗和精神气象，从上层和下层、观念与生活的互动，揭示社会和文化的特质， 这对历史悠久、积累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来说，更具有本土特色和发展的优势。 在当前社会文化史著述中，普遍存在叙述的繁琐、细碎，有的按词条堆砌材 料，进行简单的描述。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大都是具体的细节，但不等于研究 的碎化和支离，能不能将零散、割裂的资料进行统合研究，关键在于要有理论的 支点，这是建构学科大厦的重要支柱，有了理论来搭桥架屋，那些零散的砖石、 瓦块才能成为有机的整体。 当前西方人类学、新社会史、大文化史、民俗学等最新理论和方法的引进， 对正在发展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起了重要作用。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 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等 24l 中译本的出版，在学术界有热烈的反响，有的人也尝试用于本土研究，并取得丰 硕的成果。一般来说作为人文学科，有它普遍的法则，可以在不同的国家、民族 中发挥作用。然而基于西方文化背景形成的学术话语，未必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 如在西方民俗学中把渔猎民族的神职人员都叫萨满，可在中国是指通古斯族的神 职，用西方的萨满信仰来分析满族的萨满信仰，那就会发生错位。中国自古以来 的礼俗观念和礼治，在西方也很难找到相应的词汇。 一门学科的建构首先要有科学的概念，而概念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有时通 行已久的概念，也会经受新形势的挑战，当前哲学界关于有无中国哲学的争论， 就源于哲学概念的不确定性。一个概念会关系--f]学科的盛衰，这是新学科尤要 重视的经验。 哲学史本是外来学科，“哲学”这词也是古希腊的用语，并非中国固有的词 汇，19世纪末由传教士引进，成为西学的话语之一，而对“哲学”概念作出最 早解释的是王国维，他说：“夫哲学者，犹中国所谓理学云尔。”又说：“哲学 为中国固有之学”∞把西来的哲学等同中国的理学，这说明中国学者最初是参照 中国传统思想来认识哲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胡适，以一部《中国哲 学史大纲》成为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可这部著作在金岳霖等老一辈学者 看来：“难免有一种奇怪的印象，有的时候简直觉得那本书的作者是一个研究中 国思想的美国人。”②胡适不仅把中国哲学史写成西方化的哲学史，就其笔下的 哲学史与思想史也难分难解，此种套用西方的哲学概念和框架写就的中国哲学 史，对中国学人来说，既不生疏，也不熟悉。许多哲学概念，如感性与理性，个 别与一般，存在与本体，假设与实验，唯物与唯心等等，是中国传统典籍从未应 用的语词，在观感上是陌生的，在内容上却依然相识，因为阐述的对象和内容仍 是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所以这新型的学说对中国人是不生不熟，从这方面说， 中国哲学史从一诞生就成了夹生饭，这也势必带来不良的后果。 用西方哲学的观念和方法解释中国思想家的思想，这一思路主导中国思想史 研究，造成思想史与哲学史的边界长期混淆不清，只是到近几年才有将这两者相 区别的自觉。试看现代著名的思想史或哲学史的著作，无论是胡适的《中国哲学 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钱穆的 ①《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