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化过程%3a文化碰撞的悲喜剧--1958年前后的鄂伦春社会.pdfVIP

定居化过程%3a文化碰撞的悲喜剧--1958年前后的鄂伦春社会.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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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化过程:文化碰撞的悲喜剧 ——1958年前后的鄂伦春社会 何群① 内容提要:鄂伦春族作为狩猎文化共同体,游猎是文化的核心。考察该族近50多年历史, 可以认为,由“游”到 “定”-即政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组织实施的猎民定居,以及由 此开始的“转产”历程,彻底拉开了狩猎文化前途和该群体生存前景问题的序幕。本文从狩 猎文化与环境关系的理论视角,重新梳理1958年前后政府动员推行的鄂伦春族定居化过程, 辨析狩猎文化与急剧变化的环境的接触、碰撞形态,揭示其中可能的文化差异因素,从而为 理解鄂伦春族及现代化潮流裹挟中小民族因传统而带来的特有的生存发展难题提供启发. 关键词:定居化;文化;碰撞;鄂伦春 内蒙古师范大学 方式,不利于新政府组织和开展与鄂伦春族切身利益相关的建设事业。而且,客观地讲,游 猎的居住条件和生活方式,的确不利于人口兴旺和物质生活质量改善。因此,要使鄂伦春族 纳入全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纳入国家总体发展计划,必须改变游动的、居无寻址的生活方 式,实现定居。主要出于这样的考虑,1949年新中国刚一建立,新的中央政府向鄂伦春猎 民发出了实行定居的号召。到1953年,黑龙江省的鄂伦春族全部实现定居,全省共建有9 个定居点,建土木结构房屋313栋。内蒙古境内的鄂伦春人口1957年全部实现定居,共形 成7个定居村。 如同1643年由黑龙江北岸迁移至南岸,如同1996年鄂伦春自治旗政府宣布禁猎,定 居对鄂伦春族社会的影响具有里程碑意义。对鄂伦春人而言,这不仅是居住方式的变化, 实际上是他们要面临一种狩猎文化所陌生的环境,因此,问题的关键是他们能否适应定居 以后的社会文化环境。 一、定居逐渐中断了狩猎文化的自然演进 定居后的鄂伦春社会,传统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动摇,狩猎文化的自然演进进程逐渐中 断. 首先,定居后形成的猎民村,改变了过去人口分布分散的特点,由原来分散在各河汉, 集中到各个居民点上。由狩猎特点决定,游猎生产方式使每个成员都需要有大片林地。因此 过去生产、生活单位的群体规模相对较小.一个“乌力楞”组织大致由六、七户人家组成, 少的三、四户,最多不过十几户,人口约在15-30人之间;每一个“乌力楞”占有一条河汉 子,形成一个独立、分散的小社会。“乌力楞一之间很少有经济往来,他们除用兽皮、药材 等每年定期和进山来的官商、散商或坐商交换一些生活必需的粮食、食盐等用品外,基本上 自给自足,在自己活动区域内进行狩猎生产。而定居后形成的“村”,不同于原来的“乌力 楞”,来自各氏族、“乌力楞”的人口集中在10多个猎民村,人口在空间上相对密集;过去 那种仍然以血缘、亲戚关系为主的“乌力楞”已不复存在。如黑龙江省逊克县新鄂村的鄂伦 春人口,分别来自浦拉河、毛兰河、疙瘩敏河、义气敏河、都鲁河、九金河、布道敏等猎区. 为并村建乡,1956年,原来在老西地营子、喀尔通的20余户猎民也迁入新鄂村。而新兴村 1953年调查时全村共有46户。174人.其中.鄂伦春族33户,135人;汉族9户,25人: 满族1户,6人:达斡尔族l户,5人;回族1户.2人,日本人l户。o 不仅如此,定居形成的猎民村,开始向多民族社区方向发展.因此,原有的社会结构失 去了存在的基础,形成了以村屯为基础的社区.在新的社区内,人们形成了新的社会关系, 原有的社会关系已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结构。在血缘及后来地缘“乌力楞”阶段,人们的行为 仍然主要由习惯法来规范。定居以后,习惯法逐渐失去了原有的作用,新的社会关系准则和 国家法律取代习惯法规范人们的行为. 。此部分资科根据‘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内蒙古自治区编委会编‘鄂伦春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一集)整理,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 76 其次,万物有灵的萨满教是鄂伦春人信仰的核心,人们寄托于神灵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 和生活安宁.定居以后,政府组织改善医疗条件,一般疾病经过治疗马上可以痊愈,这使人 们产生对萨满神威的深深怀疑。特别是当人们看到萨满得病也要去医院时。对萨满的幻想开 始动摇。当萨满的人,在狩猎社会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而一旦人们开始怀疑萨满神威,将意 味着一个社会的解体。萨满对此的反应尤为激烈。据记载,当时有个萨满对现代医疗的进入 颇有微词,“他明白党的政策是信教自由,但也知道党不迷信鬼神的.起初常常和大夫计较, 埋怨医生在当地的工作,说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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