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为什么衰落%3f——产权保护与企业增长视角的探析.pdfVIP

对晋商衰落原因的理解，但与其说给出了答案，不如说提出了新问题。上述观点不能令人满意之 处主要有以下四点：第一，有些结论与史实不符。比如关于商(业)人地位的看法，尽管“重农 抑商”的确曾经是我国很多王朝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是在明清时期，商人在中国社会价值系统中 的正式地位却已经上升。不但士、农、工、商的传统秩序已渐渐转变为士、商、农、工的新秩序， 而且15、16世纪以来的许多“士”也已经成为“商”的代言人，甚至象王阳明这样的大哲学家、 李梦阳这样的大文学家都说“四民异业而同道”或“士商异术而同心”了(余英时，2004)，更 何况晋商自身还形成了为世人津津乐道的“学而优则商”的观念。；第二，有些观点前后矛盾， 难以自圆其说。比如，晋商思想保守导致四次错失票号改革机遇之说，实难与晋商崛起与发展中 的刨新、冒险精神相吻合。时事变迁，人物更迭．但作为一个商帮的主流精神似不应如此前后判 若云泥。实际上，仅举晋商参与山西夺回矿权运动，投资开办矿业公司一例(此事风险之大，显 而易见)，就足以证伪该结论。即便我们再退一步，承认晋商中某些人(如为李宏龄所诟病的蔚 泰厚号总号经理毛鸿翰)确实存在思想保守的倾向，但倘若以此来解释整个晋商群体的衰落却实 难令人信服。或许，真正的问题应该是，晋商的刨新与冒险精神为什么消减，增长为什么停滞了? 又如，关于晋商“结托政府”经营模式的评判，即便不问晋商如此热哀这一模式的原因，径直承 认这确是晋商经营的一大特点，但倘若把晋商的袭落归结于此，也必然会随之产生一个悖论性的 问题：既然清政府的衰亡可以殃及晋商，那么，为什么明政府的衰亡却没有产生同样的结果昵? 再如，已有文献常常把晋商大爨购置土地甚至窖藏金银等行为视为其思想封建保守的表现，实际 上，只要略加思考就可以发现，对于驰骋商场多年、深谙商业之道的晋商来说，他们完全应该知 道“种地”的边际收益要远远低于“经商”，遑论“窖藏”金银?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做出这 样的选择昵?简单地归咎于思想保守与封建可能掩盖了事实背后真正的缘由。第三，现有观点没 有回答晋商衰落中的一些关键问题。比如，晋商的衰落为什么恰恰是在晚清而不是其他时期?实 际上，在晋商500年发展史中，存在着太多理论上的衰落可能，是什么因素导致这一切最终发生 在晚清?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用归纳法得出的上述观点缺少系统性，难以说明各种因素的 具体作用机制及其相互闻的逻辑关系。比如，在晋商的衰落过程中，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 封建政府的腐败与压制、国内的武装起义以及晋商自身的局限性与晋商的衰落到底是什么关系? 诸种因素之间是否也具有某种困果性链条?毕竟，理论要求用最少的公理说明最多的现象，如果 把一个现象简单归结于多个层面或许只能带来更多的困惑。 本文遵循诺斯的新经济史学传统，从产权的攫取与保护入手，利用彭罗斯的企业增长理论、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与国家理论，结合相关史料，试图对晋商袭落的原 因提出一个一般性的理论解释。本文后面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根据创新与企业增长之间的关 系，推论晋商衰落的原因是由于企业家创新精神的消失，而企业家精神的消失则是由于私有产权 受到了侵害：第三节通过分析瞀商为应对晚清政府的产权攫取而采取的自我保护形式，说明私有 产权受到侵害之所以导致企业家创新精神的消失，是由于晋商采取的产权自我保护形式形成了对 企业家创新精神的替代；第四节剖析晚清政府的财政危机，旨在揭示晚清政府对晋商产权加速攫 取的缘由；最后部分总结全文。 二、创新与企业增长 潘罗斯1959年发表的《企业增长理论》一书，是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企业内部动态活动 及企业行为的开山之作。她认为，企业是一个生产性资源集合体，企业增长则是企业内可资利 用的生产性服务的函数。所谓生产性服务，简单来说就是对企业内各种资源的组合能力，其中主 要包括企业家服务与经营者服务两类：前者是指发现企业生产可能性的能力，后者是指执行企 增长理论是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在企业微观层面的继承与发展，因而，彭罗斯的企业家服务 可视为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即“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 。反映这一观念的事例很多。这里不妨以晋商中的常氏家族为侧。榆次富商常氏家族弃儒经商、弃官经商的子弟 很多，如十三世常维丰，幼年从师就读，词章粹美，识者器重．长大后放弃科举，赴张家口经商；十四世常旭春r 清末举人．曾任晚清法部员外，书法艺术名冠三晋，诗词也做得很好，时人称他是“书宗李北海．诗步王海洋”， 但他最热裒的却是经营商业(张正明，2001·P139)· 和生产条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