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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勇果敢的县委书记 　　1938年，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以阳城为中心的晋豫边抗日根据地，成立了中共晋豫特委（1939年1月改称“地委”），组建了以唐天际为司令员的八路军晋豫边游击支队（通称“唐支队”），在敌后开展抗日斗争。 　　1938年9月至1939年，胡晓琴在阳城担任县委书记。其间，正是晋豫边抗日根据地初创时期，也是对敌斗争极为复杂严酷的时期。作为晋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枢与腹心之地，阳城无疑是斗争的焦点地区。 　　运筹帷幄，组织领导干部和民众一次次地粉碎了顽固派制造的反共摩擦事件 　　1938年，驻阳城国民党中央军与当地国民党反共顽固势力相勾结，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事件。 　　这年10月，阳城县以孟光恒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和以石天麟为首的三青团骨干分子，与驻阳城国民党中央军三十三军团“地工队”相勾结，唆使数百名地痞流氓、恶棍，手执凶器，分路包围砸抄了五区（驻刘村）、四区（驻董封）区公所和牺盟会抗日团体，捆绑、殴打了五区牺盟特派员张春发、抗日区长王永盛和四区牺盟特派员王文明、抗日区长茹玉珍等。同时，“地工队”与三青团骨干分子上官凌云还砸抄了岩山村公所，捆打了抗日村长李春元和自卫队长上官宣奎，并将两人押送到“地工队”看守所。 　　张春发等四人遭殴打后，在当地人民武装自卫队与群众的掩护下脱离险境，分路回到县城，并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书记胡晓琴听取汇报后十分气愤，他一面指示县政府迅速医治受伤人员，一面召开紧急会议，做出两项决定：第一，由县政府、县牺盟会公开出面，向中央军顽军和阳城国民党地方组织提出强烈抗议，揭露其破坏团结抗日的行为，并要求他们惩处肇事之徒；第二，为防止顽军再次砸抄其他各区公所和抗日组织，决定派县委副书记马纪民、县委宣传部长赵明和县牺盟会特派员魏克明及县人民武装自卫队杨保林等人，分别到一、二、三区与当地党组织和牺盟会共同发动群众，公开揭露“地工队”破坏团结抗战的恶行，并采取积极的防范措施，保护抗日干部的安全。 　　1939年1月初，当阳城县委事先获悉中央军顽军与地方顽固派准备于1月5日对二、三两区抗日机关下手的消息后，胡晓琴立即派出县牺盟特派员魏永生、郭崴与八路军干部郑哲生等人分别到二、三两区宣传教育群众，揭露顽固派制造反共事件的真相。并指示说：“你们下去之后，一定要把反共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日的恶行宣传到群众中，充分发动民众进行防范。”1月4日到5日，被派往二、三区的抗日干部经过充分宣传发动群众，揭露反共顽固派的阴谋，终使反共顽固派未敢对该两区抗日机关干部下毒手。同时，1938年10月遭到破坏的四、五两区机关经县委调整干部，很快恢复了办公。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939年1月21日，上官凌云组织四区三青团骨干、地方土豪劣绅、流氓打手等乌合之众在国民党驻阳城中央军九十三军顽军和“地工队”唆使下，有预谋、有计划、有准备地在县城导演了一场反共闹剧，制造了自1938年10月之后第二次反共事件。 　　这天，上官凌云等组织的反共“游行队伍”，趁大批群众进城交纳田赋之机，手执棍棒，举着反共标语，高呼反共口号，从城西蜂拥入城，气势汹汹地冲向城东牺盟会驻地，进行游行示威。中央军顽军一方面派出荷枪实弹的士兵在街头巷口站岗，为“游行”小丑壮威，另一方面在县城周围山头鸣枪助阵，以举行所谓的“军事演习”为名威胁群众。在顽军支持下，上官凌云等人直闯县牺盟会办公驻地文昌阁，疯狂砸抄，将牺盟会、《奋斗报》社以及抗日救亡团体文件、书刊、办公和生活用具洗劫一空，并将魏永生、郭崴的衣服撕成碎片，然后点火烧毁。同时，国民党顽军以“军事演习”为名入城，直捣县人民武装自卫队驻地孔圣庙，以武力强行夺取了自卫队的领导权。自卫队大队长武士瑷、副大队长尹伊、指导员杨保林等人当场与顽军据理抗争，遭到顽军的蛮横驱逐。 　　就在顽军武装进行所谓军事演习的同时，中共晋豫地委书记聂真和“唐支队”司令员唐天际为了监视顽军对抗日机关动武，派出副司令员方升普率领部队开上城周山头牵制顽军，同时将胡晓琴等人及时转移到支队司令部驻地开福寺，使县委和牺盟会领导干部得到有效保护。 　　事件发生后，在中共晋豫地委书记聂真、组织部长薛迅的直接指导下，中共阳城县委召开紧急会议，胡晓琴主持会议，做出四项对策：第一，牺盟会是坚决抗日的群众组织，是合法的官办团体，领导群众抗日有目共睹。国民党中央军无权干涉牺盟会的工作，砸抄牺盟会是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非法行为。因此，牺盟会要理直气壮地向国民党中央军、“地工队”、三青团提出强烈抗议，揭露他们的阴谋，并要求国民党中央军惩处肇事者。第二，县人民武装自卫队是阳城地方政府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是阎司令长官赋予牺盟会权力组织起的抗日自卫队。顽军强行夺取自卫队领导权，并企图收编，是对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破坏。县牺盟会要通过自身组织的合法渠道，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