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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期中国人精神生活的物化困境及其扬弃 　　摘要：在我国从传统的计划型经济社会向现代市场型经济社会的根本转变过程中，部分人的精神生活遭遇到物化加剧的现实困境――片面而过度地追求物质财富，对崇高精神生活的追求却不屑一顾。以社会转型期为背景，力图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从物化角度对当代人精神生活现实处境加以深刻剖析，并对当代人这种生存困境的原因及危害加以探讨和反思，最后向人们敞开一种新境界――当代人应该过怎样的精神生活，以期人们在当前的现代化进程中，在科技理性飞速发展和物质生活十分丰裕的时代，走出精神生活的物化困境，转而追求崇高的精神生活，重新领受精神生活的真义，构筑起物质时代的精神家园，保持一个人应有的精神理念和品质，努力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 　　关键词：精神生活；物化；扬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4）01-0025-06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由此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经济快速增长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极大提高的同时，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剧变：其一，人们的精神需求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在主流上是积极健康的；其二，部分人在一定程度上或有意或无意地陷入了“物质主义”的困境，人们的精神生活沦落为“物质”的附庸，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应有的精神理念和品质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一、精神生活物化――对人的本质和生命的否定与亵渎（一）人类生活世界中的精神生活 　　作为人类生活的一个领域、一种样态，精神生活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维度之一。它既是人类获得生命意义和价值的重要生活样式，也是人的存在本质、价值追求、文化教养乃至一个民族或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伴随着席卷全球的现代化浪潮和时代精神的转变，人们的精神需求问题日益凸显，精神生活问题逐渐成为当代人们热议的焦点问题。不少学者对精神生活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释和概括，但理解不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由于马克思是从“物质决定意识”这一原理出发来研究精神的，所以不少学者由此认定：人的精神生活是与物质生活相对但又高于物质生活的现实个人的一个生活领域，是“通过人，为了人并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的一种生存方式，其最终旨趣是人的发展，它兼具现实性和超越性。《现代思想政治工作词典》认为，“人的精神生活是与物质生活相对称的精神活动”。 　　笔者认为，对精神生活的理解离不开物质生活，可以这样来理解精神生活：与一定的物质生活相适应，人们为了获得独特的各种精神需求而进行的自由自觉的文化层次或意识层次上的活动。其中，“一定的物质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基础；“人们为了自己的独特的各种精神需求”是精神生活的目的，是人的存在方式；“自由自觉的活动或自主的文化层次或意识形态层次上的活动”则是精神生活的手段，这几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就构成了精神生活的基本内涵。这正如恩格斯所说：“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生活时，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1]359当然，区别于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精神生活，本身又可以区分为相对于肉体生活的“心理生活”、相对于经济生活的“文化生活”以及相对于日常生活的“心灵生活”，精神生活的核心内容和典型形式是人们的心灵生活。 　　（二）经典物化理论――马克思和卢卡奇物化概念考证 　　马克思用“物化”一词剖析与鞭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到了资本主义阶段，商品生产和交换成为社会经济结构的普遍特征和广泛基础，人对人的关系被物的依赖关系所取代，于是人们普遍地倒在“物”的面前而不自觉。人的关系被商品的物的关系所掩盖，人受物的支配，成为物的奴隶，进而社会关系也变成了赤裸裸的物的关系。 　　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研究中正确区分了在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中所出现的两种物化――自然规定性上的物化和社会规定性上的物化：一是“个人在其自然规定性上的物化”，即人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这种意义上的物化，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在1845年以前所讲的生产劳动的对象化，它是指人类主体通过劳动生产在对象的改变中实现自己的目的的积极过程。马克思对这种生产领域中必然发生的物化现象是持肯定态度的，因为这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一致的。二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还表现为“个人在一定社会规定（关系）上的物化，同时这种规定对个人来说又是外在的”[2]。这实际上是在商品交换中历史形成的特定的社会关系的物化。而且，这种物化关系只是在货币关系和资本关系中才突出地表现出来，此时，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颠倒地表现为物与物的对象性关系。这种物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