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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在国家知识创新体系中的作用评价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国家创新能力已成为实现社会经济发展、衡量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而知识创新已经成为推动国家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动力。作为国家创新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知识创新体系，是指知识生产、扩散和应用的耦合系统，其通过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发现、创造新知识，为其他创新体系提供前沿知识和创新人才，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着基础性和源头性作用。高校和科研机构是知识创新体系的主体，而高校作为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有机结合的天然载体，在国家创新活动中起着推动和领导的作用。近年来，各国政府已逐渐意识到，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的紧密关系决定了国家知识创新体系核心竞争力的强弱，业已制定了多项战略政策来明确高等教育在知识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作用。OECD在1996年《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报告中指出，知识经济不仅依赖于知识创造和技术研发，更依赖于基础性的科学研究，而高等教育无疑是基础性科学研究的主力。因此，不论在资金投入，管理服务，还是制度优惠上，OECD国家均逐步向高校倾斜。 　　我国早在2006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就明确提出，要建设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的知识创新体系，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也将完善知识创新体系作为实施创新驱动型发展战略的重点之一。近年来，高校作为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主体，在科学研究、知识创新中取得显著进展，已成为我国各类原始性和基础性知识创新成果的主阵地。尽管如此，我国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的知识创新体系建设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方面，目前我国高校本身仍存在科研经费不足、产学研合作脱节、支持高校创新的法律法规不完善、人才培养质量有待提升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高校在知识创新体系乃至国家创新体系中作用的发挥；另一方面，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目前对高校在国家知识创新体系中重要地位的思想认识、体制机制及资源配置仍存在较大差距，这严重制约了我国知识创新能力的提升和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使得国家创新体系发展缺乏持续进步的源动力。因此，充分认识我国高校在知识创新体系中的作用及存在的问题，对我国提升国家知识创新能力，加快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建设尤为关键。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高校在国家知识创新体系中的作用已进行了一些探索。国外的研究多从国家创新系统或区域创新系统层面探讨高校在其中的作用，其中，Mowery和Sampat将高校在国家创新系统中的作用进行了理论梳理和跨国比较，并以美国为例说明高校科研如何影响企业创新，为高校在创新系统中的作用提供了较为经典、全面的阐述；Goldstein、Bergman和Maier根据高校产出，认为高校在国家创新系统中主要承担知识创造、人才培养等8大功能；Pestre研究发现，高校与科研机构共同影响区域经济建设和创新能力提升；Atkinson和Blanpied研究表明，1940年以来，美国研究型大学不断发展并成为美国科技体系的核心；Godin和Gingras用SCI论文数反映高校在知识创造过程中的参与度以及与其他的合作程度，说明高校是知识创造的中心。而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以高校投入与产出为表征，定性描述高校在知识创新体系中作用。如，董晋曦通过高校与科学院在研发经费投入与诺贝尔得奖数和SCI、EI、ISTP论文数等科研产出方面的比较，结合科学院的发展历史和特点进行分析，提出中国应建立以高校为主的国家知识创新体系；刘念才等学者以美、英、德、法、日、中为研究对象，采用发表的Nature和Science论文数量、诺贝尔得奖数、SCI论文数量为衡量依据，指出高校是知识创新体系的主体，而名牌高校更是其核心。另一方面则是对高校知识创新能力效率的定量分析，如，吴洁等学者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比较中国各省市高校论文和专利产出效率，用以反映各省对高校知识创新的重视程度；原长弘等通过数据包络分析等方法量化政产学研用在高校知识创新链中的产出效率，并依此建议通过政府与市场共同提高中国高校知识创新链效率。国外研究多关注高校作为国家创新系统的组成之一，与企业、政府等其他成分的互动与关联，为高校在国家创新系统及区域创新体系中的作用奠定了系统的理论基础，但较少涉及知识创新体系层面的研究；国内的研究对影响高校知识创新的投入与产出进行实证探索，为合理量化高校知识创新能力及其在知识创新体系中的作用提供了可信的指标选取依据，但多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展开。如果对中国与创新型国家的知识创新体系之间差异的剖析与比较，将能更好地明晰各国知识创新体系特征，对中国知识创新体系建设也具有更深刻的借鉴意义。有鉴于此，本文根据欧盟的创新联盟记分牌（IUS）指标体系，从目前全球公认的前30个创新型国家中，选取北美洲、欧洲、亚洲的7个创新型国家代表（美国、加拿大、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