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街头，那些持证上岗的艺人.docVIP

上海街头，那些持证上岗的艺人 　　一转身的工夫，原本西装革履的王士平就变身为色彩斑斓的小丑――蓬乱卷曲的粉红色假发罩在头上；五颜六色的花衣服是在城隍庙买的劣质品，有些地方脱了丝；挂在脖子上的蓝色布袋里，塞满五颜六色的长条状气球。 　　11月6日下午五点，连串的路灯像是一根根点燃的火柴，王士平一天的“工作”在上海静安区这一寸土寸金的街头开始了。他从蓝色布袋里掏出一个气球，鼓起腮帮子仰面一吹，气球“嗖”地在空中划出一道弧度。再拧、转几下，一朵花在指缝间长了出来。路过的小女孩死死盯着花，王士平俯下身，把花戴在她的头上。 　　他的“同事”――殷铠，就坐在他旁边捧着吉他动情歌唱，外人亲切地称他“铠子”。和其他街头艺人不同的是，王士平和铠子面前摆着一张杂志大小的证书，塑着封，上面用隶书写着，“上海街头艺人节目审核许可证”，由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颁发。 　　作为首批“持证上岗”的街头艺人，“王士平们”有了合法身份，不再是从前那个和城管玩“猫和老鼠”游戏的流浪者了。王士平的另外七位同事中，甚至还有从瑞士留学回来的“海归”。 外面的世界 　　华灯下，刚下班的白领们或穿着西装衬衣，或短裙黑丝，步履匆匆，对王士平的表演目不斜视。三米开外，一个裹着暗红色夹克的中年男人，钉子般杵在台阶上，像是这个巴掌大的小舞台上最忠实的观众。一首歌毕，“钉子”挪到铠子身旁，“以后天气凉了，遇到刮风下雨，就不用出来了。”他一边说着，一边递去一张表格。后者接过来，签上名字。 　　“钉子”姓朱，上海人，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从其他剧场聘请而来，被街头艺人们尊称为“朱老师”。街头艺人试点启动后，老朱负责和艺人们联系，和他们一样在街角“上班”。五点开始，七点结束。“每天过来陪陪他们，有什么事帮忙协调。”老朱跺了下站得有些僵硬的脚。 　　签完字，铠子从一旁的电动自行车上摘下水壶，喝了一口，沙哑低沉的歌声再次穿透湿润的空气，“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 　　“外面的世界”曾经是王士平对美好生活的全部寄托。 　　2002年冬天，19岁的王士平带着弟弟王路平离开山西老家，想要去“大城市”。彼时最“火”的特区深圳是他们的首选。母亲用手抠了整整八包、每包120斤的玉米粒，卖了几百块钱给他俩当路费。到了郑州火车站，王士平把攥得湿乎乎的钱递给售票员。“有边防证吗？”王士平蒙了，得到的答复是没边防证不能去。 　　兄弟俩傻眼了，近在咫尺的大城市变得遥不可及。这时，广播里开始播报，开往上海的某某次列车即将发车。 　　“上海是大城市吗？”王士平问售票员。“是呀！”对方很肯定。 　　“比深圳还大吗？”王士平追问，“大呀！”售票员不屑一顾。再一问票价，只有64块，兄弟俩乐了，到深圳一张票要200多呢。他们立马决定到上海。 　　那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第二年。有着“东方巴黎”美誉的上海在新形势下更是大步发展着，愈发迤逦耀眼。对很多打工者来说，这意味着更多机遇和触手可及的好日子。 　　到上海的头一天，兄弟俩就花去50块钱的住宿费。王士平心疼坏了，“一包玉米就这么没了？这就是大城市？不公平啊！”他心里恨恨的。当天下午，他们就去上海“最好玩、最繁华、最高级”的东方明珠找工作。 　　出了陆家嘴地铁站，兄弟俩被震住了，再也不想走了。那天的上海刮着六级大风。正逢白领们下班，衣着光鲜亮丽的女孩子们挂着吊牌，迎着风，“像鱼缸里的小金鱼一样游来游去，漂亮极了。”当天晚上，兄弟俩走上了杨浦大桥，桥下的上海冷艳颓靡、华光流彩。 　　彼时的兄弟俩不知道之后会以怎样的方式和这座灯火璀璨的城市发生联系。站在杨浦大桥上，他们无论如何想不到，若干年后，自己会以“持证艺人”的身份出现在街头。 给街头艺术贴“标签” 　　在王士平看来，“街头”更多地意味着一种“向下的人生”。 　　最早在上海看到那些衣衫褴褛的卖艺者时，王士平脑子里冒出三个字――“煞风景”。他和那些光鲜亮丽的白领们一样，绕着路匆匆走开。心情好时走过去扔下三五块钱，弟弟在旁边一个劲儿抱怨他 “充大款”。 　　第一次让他觉得街头卖艺也可以成为“风景”，是在陆家嘴的一个广场上。一个衣着利落干净的男人，抱着吉他安静地弹唱着。王士平走过去听完，客客气气地把钱放在他面前，“他会让你觉得，听完付费是一种尊重，是很骄傲的事。”回到家，他突然有种冲动，“要是哪天我可以像他一样就好了。” 　　在王士平还在用“煞风景”和“风景”给街头表演贴着标签时，时任上海市人大代表的罗怀臻已经关注街头艺人很久了。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时不时会念叨起上海曾经的街头艺术，“那个年月，以豫园为中心的老城，整个就是民间艺术的大卖场。” 　　豫园一带的街头艺术，自明末清初日渐繁荣，耍蛇、杂技、戏曲、说唱，应有尽有。最风靡的当属滑稽戏鼻祖――“小热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