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法律的边缘%3a从刑事档案看清末以来国家+对婚姻行为的干预和调适.pdfVIP

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生活在法律的边缘：从刑事档案看清末以来国家 对婚姻行为的干预与调适 马钊 应王氏命运多蹇。她1903出生，原籍四川。19岁结婚，嫁给一个名叫夏德勤的营长。 在她29岁那年，夏德勤不幸病故，应王氏自此守寡。在这个兵慌马乱、经济凋敝的年代， 失去丈夫不仅造成情感上的创痛，还通常导致妇女生活上陷入窘困。守寡9年后，应王氏逐 渐感到“孤独无依”，难以为继。1940年9月，她离开北京，辗转来到丰台长辛店，经熟人 石冉氏介绍，改嫁木匠李树才，住同福里16号。但是新的婚姻很快出现裂痕，应王氏发现 李树才的木匠手艺挣不了多少钱，她的生活依旧贫苦不堪。于是应王氏又转托熟人李田氏做 媒，替她“找主改嫁”。恰巧李田氏认识一个捡烂纸的人名叫田致源，此人受朋友锯碗匠王 殿柱之托为其物色媳妇。于是李田氏和田致源共同做媒，称应王氏系寡妇改嫁，将她介绍给 了王殿柱。1941年12月19日，应王氏不辞而别，离开李树才家，两天后与王殿柱结婚。 但是好景不长，12月31日，王殿柱清晨离家做锯碗的营生，应王氏留在家中收拾家务。接 近中午时分，随着一阵急促的叩门声，一群人闯进院子，应王氏看得清楚，为首的正是李树 才，几名警察随其左右。他们当下逮捕了应王氏，大约一个月后，应王氏面临重婚指控，在 北京地方法院出庭受审。也 应王氏的经历展现了一系列游离在法律边缘的下层女性个体和她们的生存手段。从结婚 到守寡，从再嫁到离家出走，从宛平城内的大杂院到北京地方法院的被告席，应王氏的挣扎 展现了困境中的下层妇女为谋生所做出的种种痛苦抉择。从清末的政治动荡、民国初年的军 阀混战、国民党时期国都南迁引发的经济萧条、直到抗战和内战，战乱没有给她们留下宽广 的生存空间与回旋余地，婚姻的作用尤为重要，它既是情感的寄托，也是物质生活的保障。 面对贫困，妇女可以依靠劳动换取衣食，但是更常见的选择是通过婚姻和丈夫解决生活上的 困难。应王氏本人、她的熟人和邻居、甚至她的丈夫们，对寡妇改嫁、背夫潜逃并不觉得陌 生。他们牵线做媒、帮助置办婚礼酒席、见证新婚姻关系的诞生、也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婚 姻的消亡。婚姻关系建立与解体展现了建立在邻里关系和大众风俗基础上的社会习惯权威 (social customaryauthority)，它～方面将妇女的婚姻关系和经济生活结合起来，另一方面 又将妇女生活的不同阶段，例如单身、结婚、守寡、再嫁等，演化成一个细密互通的流程， 妇女选择、转换、甚至问跨不同的阶段，以满足自身情感与经济需求。 1942年1月29日，应王氏出庭受审，在随后40多天里，她的生活和婚姻关系被重新 放置在司法框架下接受审视。应王氏本人反复强调窘困的生活逼迫她改嫁和离家出走，“生 活无着”由此成为她颠沛的婚姻生活的原因、缩影、和全部内涵。但是对于检察官与法官而 言，生活困难只是所谓的犯罪动机一一节。除此之外，庭审还需要确认和厘清应王氏每一段婚 @J65—6—599，应王氏，(1942午)。 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姻中的关键要素，即婚姻的书证、婚礼仪式、与到场参与婚礼的证人，由此裁定婚姻关系的 起点和终点。法律、法庭、警察、户籍登记、婚姻注册等措施与机制是清末以来婚姻改革， 和更广义的社会改革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由知识分子发起、继而由国家和革命政党推 形式”，亦即“陋俗”。①如罗梅君(MechthildLeutner)指出“妇女的从属地位、家庭体制 的束缚和等级关系对个人作用的否决，特别是表现在结婚礼仪中迷信成分上的非理性思维和 行为方式，成为批判传统婚姻制度的三个重点”。留现代国家不仅重新诠释婚姻意义、调整 家庭生活中的夫妻、长幼关系、力图改变婚姻的文化内涵，还将婚姻纳入日常行政管理的系 统中，借用杨念群在研究北京公医制度和生命统计时的表述——“生命统计对传统社区的渗 透作用，则表现在它不是把社区人群的生死过程当做道德意识的处理对象，而是把生死纳入 到整齐划一的科学网络中予以固定，使之成为科学行政中一个可用档案化过程处理的对象。” @自上而下的改革婚姻的努力和监控婚姻关系的措施由是成为国家权力扩张的标志，如罗梅 君和葛思珊(SusanGlosser)等学者强调的，婚姻成为国家控制个人与重塑社会的重要场域。 ·下层妇女的选择虽然是社会默认的生存手段，但是在政府和法律的眼中却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