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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绘画传神对比 中国画的传神传神论始于公元4世纪东晋·顾恺之提出“传神写照。所谓“神”即是描绘对象的精神面貌，性格特征。之后谢赫“六法”，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北宋《宣和画谱》对“神”各有论述,扩大了顾恺之“传神”的含义。至陈郁“写其形必传其神，传其神必写其心”，从顾恺之的“传神”到陈郁“写心” ，中国画传神论发展到高峰。 西方画的中没系统的传神理论。西方绘画最初是为宗教服务，目的是宣扬教义。形式：（古代）瓶画，壁画；（中世纪）镶嵌画，圣像画，细密画；（文艺复兴以后）油画等。在文艺复兴以前，西方艺术更多的体现在建筑，雕塑上，文艺复兴之后绘画成为西方艺术的代表。绘画内容基本来自《圣经》和欧洲神话，因此多具有情节性和象征意味。所以西方画家往往通过多一个故事的缩影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已达到“传神”。 所以中西人物画就其目的而言就已经存在很大的区别，中国人物画的原始作用主要是教育作用，如《女史箴图》，西方画更多的是传教其目的是让不识字的人明白宗教的教义以达到传教的作用，如欧洲很多教堂的壁画，雕塑等。然而在中国传教只是附属的，在佛教传入中国后才有的，之前的多是祭祀活动的产物，如《大夫御龙升天图》，T形帛画等。这也是中西人物画传神区别的重要原因之一。 形是事物的外延，是可视的，具体的。神是事物的内涵，是抽象的，隐含的。在中国画中，形与神这对立的两方面神是主要的，神注重传达画意境，描绘对象的修养等。唐·张彦远言：“纵得形似而气韵不生”，中国画重神但不等于轻形，画家对形也有严格的要求，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传神。作者把自己的心与自然融合在一起，以自然来感受自然，而人在这样的视角来看是显得渺小。西方画相对中国画更重形。西方画往往通过整体画面的感觉营造故事的氛围，他们描绘的对象是人，通过画中的主体的人，体现自己作为一个旁观者的理解认识和感悟。德谟克利特说：人体的美若不与才智相结合，是某种动物性的东西。西方画更强调的是二者的结合，往往通过和谐的比例科学的透视以及充满视觉冲击力的色彩已达到他们对人性的理想追求，对和谐的完美表达。充分肯定人的价值，完成对人文精神最核心的内涵——人类所固有的自由创造精神的诠释。 这主要是因为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这决定了中西艺术内在本质的差异。中国人的感性主义传统和一元论的世界观，中国人的一元论世界观认为人与自然是统一的、和谐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与此相关，它造就了中国人的独特的感性思维方式，是一种精神感染。西方人的理性主义传统和二元论的世界观，西方的二元论将天人分开，把人和自然对立起来，注重人和人的潜能，认为人可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所以西方人崇尚理性精神，给人更多以视觉冲击。中国画注重表现与写意，采用散点透视法，西方画注重再现与写实，采用焦点透视法。二者是相对立的。 中西方的绘画中传神的区别还来源于工具材料不同，中国绘画所用的工具和材料是经过几千年的不断改进而定型的，笔，墨，纸，砚，俗称 “文房四宝”。西方绘画的工具和材料有笔、纸（布）、色、刀等。 笔纸（布），色，刀。主要的区别在于笔和色。材料的区别致使观者在看画时的第一视觉印象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布与宣纸相比感觉张上就要轻很多，而油画颜料与墨和中国画养料比较起来跟显出描绘对象的立体厚重，而且油画颜料在细节刻画上也比中国画材料容易掌握很多，所以描绘对象在视觉上就产生了质的差别。 中国绘画由于所用的毛笔是尖头，这就决定了是用线来造型。不过中国绘画中的线是很有要求的，讲究曲直、粗细、浓淡、疏密等形态变化和组织得统一，以及笔法刚柔、轻重、疾徐等所形成的运动感和节奏感，体现出线条造型的艺术美。如吴道子的《天王送子图》通过潦潦几根线条就把诗仙李白那豪放的性格和才思横益的风度跃然纸上；而西方绘画由于用的是平头笔，一笔下来是一片，这就决定了是用块面来造型，它是利用色彩的色相、明度以及光的明暗表现客观形象，注重立体空间的真实效果，如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的画面效果就是如此。 在“色”来说，中国画重线造型，用色为墨，西方画用块面造型，用色为色彩。中国绘画的用色讲究的是以浓墨淡彩为特点，它所用的颜色是特制的中国画颜色（分水色和石色两大类），以水稀湿济，因而所产生的效果是薄而透明，如五代时期南唐著名画家顾宏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中对歌妓舞女的描绘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就是后期的工笔重彩画也讲究滋润、自然的效果；西方绘画用的颜色（包括油画色、水粉色、水彩色等），讲究的是色块厚重，前期笔法细腻，后期笔触奔放，注重对客观对象的色彩的真实再现的描绘，以色彩的丰富变化为特点，强调光色效果，如乔尔乔涅的《暴风雨》。 中西绘画工具材料和思维方式的不同，致使中西绘画在视觉效果和感官刺激上就已经产生很大的区别，同时在情感上的共鸣也有着截然的区别。西方画是一种人性本身的自由，自我，自然的追求的表达，而中国的则是从人物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