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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苗族民族主体意识和主体地位的思考 王元丰 五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是各民族不断地分离又不断地融合的历史。古代苗族一开始便在部落集团战争中扮演中华民族的主角，蚩尤帅“九黎”同黄帝大战于涿鹿，蚩尤战败，逼迫逃亡和迁徙的九黎部落集团衍生出古代苗族。 涿鹿一战，胜者为王，黄帝确定了在中原的统治地位。失败的九黎部落集团长期被华夏民族及其政权排挤、杀掠和驱赶，历经多次迁徙,长期被华夏民族及汉文献冠之以“夷”“蛮”等蔑称，正如《史记·武帝本纪》载：“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蛮夷，五在中国”。苗族民歌唱道：“老鸹无树桩，苗家无地方，到处漂泊，到处流浪”。因此，战争和逃亡成为苗族人适应生存的必然选择。 大量历史文献记载，持续的动荡和迁徙使苗族长期游离于华夏民族之外，广布于西南各地的苗族其民族文化认同和群体认同长期缺乏国家（朝廷）依托，基本上处于半封闭的自生自灭状态，即使和平时期国家（朝廷）也只是充当“安抚”的角色，苗族民族主体地位长期缺乏国家政权的认同和维护。就连近现代民间或官方也往往将中华民族的历史有意或无意的释为‘炎黄子孙’的历史。比较其他少数民族，从部落时代到阶级社会苗族同汉民族保持着相对较大距离，苗族同其他民族的离合进程相对于其他少数民族差别巨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极为复杂。从多个角度观察和分析这个问题，我们认为苗族自身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积淀，极具独有的民族主体意识，应该站在不同的民族主体地位的角度来认识苗族的历史，感知苗族的未来。 一、蚩尤和“迁徙”对苗族主体意识的重大影响 民族是一种真实的社会物质形态，它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主体，绝非无足轻重的客体。民族主体意识是民族作为一个有独立意识和独立地位的政治权利主体加入到社会政治关系和政治程序中的集体成员共有的稳定的思想趋向和思想状态。民族的主体意识是区别不同民族的主要标志，同时也是确立民族主体地位的原动力。蚩尤对苗族主体意识的重大影响和苗族主体意识对其民族主体地位的重大作用在苗族历史中有着充分的体现。 （一）不同角度认识蚩尤的历史地位 有种解释说：：“轩辕之时……蚩尤最为暴，莫能伐……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史记·五帝本纪》）。其意为 ：炎黄时期，在黄河下游一带出现强大的蚩尤九黎部落集团。而在我国陕甘黄土高原上形成了炎帝神农氏和黄帝轩辕氏为首的两大部落集团，炎黄部落集团沿黄河南北由西向东发展，到达黄河中下游时，遇到了蚩尤九黎部落集团，发生了部落集团战争。 但也有另外的说法。即《周书·尝麦解》曰：“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西方。司少典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说明黄帝与蚩尤是“君臣”上下级关系。故苗族为黄帝的“臣民”，黄帝和蚩尤是“君臣”关系，蚩尤不为帝便不可以为苗族的先祖。 断断续续的汉文献中我们无从考证和厘清苗族对蚩尤的认同，同样也无法定论中华民族是一祖、二祖、还是多祖。就蚩尤的历史地位，史学家们有过多次激烈的争论。但他们往往忽视了苗族人怎么思想，怎么传唱，不听苗族人的“心声”。我们认为应该仔细研究苗族这样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是怎样把蚩尤“记忆”在自己的神话传说、服饰歌舞和习俗祭典之中的。 （二）蚩尤的历史地位对苗族的民族主体意识的影响 蚩尤的历史地位和苗族的民族主体意识的形成有必然的联系。在苗族的民族主体意识中，有抹不去北方古老农耕生活，更有无法抹去的部落战争记忆。诸多中国西部苗族古歌唱叙了蚩尤的强盛和“九黎”失败被迫迁徙的历史。其中，苗族古歌《根支耶劳、革缪耶劳和耶召玖副蒿之歌》叙述古时候苗族（古歌称“髳”）住在“东方大江边”，土肥粮丰，人畜兴旺。后来，“沙召玖帝敖”来攻打。“沙召玖帝敖”意思是“沙族那位年轻的姑爷”，“沙族”即夏族，称之为姑爷，表明苗汉先民的亲戚关系。沙族来攻打，打不赢，就和谈，这时，苗族放松了警惕，被打败，便牵着牛渡过浑水河（即黄河）来到笃那依摸（即长江）边，后又被打败，不断迁徙。古歌明确了部落时期苗汉民族的基本关系，并且从苗族人的认为，蚩尤的九黎部落集团是代表正义的力量。 这里有两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几千年文明古国遗留下来的所有汉文献资料无一不肯定炎黄二帝的历史地位而贬低甚至蔑视蚩尤。而丰富多彩的苗族民间资料则多为褒扬蚩尤而贬斥炎黄？我们怎样从汉文献的记载和苗族人自己的“记忆”中找出正确的答案？在探寻蚩尤的历史地位的同时，我们会明显的认识到探寻苗族自身的民族主体意识更具有可靠的现实意义。 我们应该反复用不同的角度来考量汉文献关于蚩尤或苗族的记载，汉文献资料不完全是信史，它在传承过程中，完全可能因人因时因地而产生变异，渗进了或阶级的、或民族的、或功利的偏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