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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机制：四个不协调亟待解决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刑法应作何调整，是尽量轻缓还是扩大犯罪行为的认定?当前刑法有关机制存在诸多不协调之处，造成实践窘境，该如何解决?4月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举办的“和谐社会语境下刑法机制的协调”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人员对此进行了专题研讨。 　　立法模式与刑法机制协调：犯罪圈应否扩大 　　【核心提示：刑法主要保护的是守法者，而不是犯罪人，扩大犯罪圈是为了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同时体现出立法的成熟。但也有观点认为，由于我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国家有差异，定罪对个人有严重影响，因而犯罪圈不宜扩大。】 　　虽然近年来我国刑法学界刑法谦抑主义、“非犯罪化”、“非刑罚化”的思想十分流行，但我国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存在和变化现实，却在走着一个相反的方向，特别是在犯罪化方向，犯罪圈不断扩张的势头十分明显。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刑事立法中是“犯罪化”还是“非犯罪化”，成为与会人员争议的焦点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冯军教授提出，和谐社会作为刑事立法的价值追求，并非是一味宽容，而是应保护守法者，“和谐社会”对刑事立法的要求主要不是进行“非犯罪化”、“非刑罚化”，而是要进行“犯罪化”。北京大学王世洲教授明确表示，和谐不是和睦，当前一些人把刑法宣布为非刑法、把犯罪宣布为非犯罪的思想倾向是错误的。王世洲认为，从宽从严都必须依法，刑罚的轻刑化只有通过犯罪的轻型化才能实现。冯军认为，对恐怖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要进行“严罚化”，同时为了构建和谐社会，刑法中应该适当扩大犯罪圈，如规定“见死不救罪”。中国政法大学曲新久教授也认为，“犯罪化”是大势所趋，现在我国刑法中有400多个罪名，罪名不断扩大将体现出刑法立法的精确和成熟。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屈学武研究员则有不同看法。她提出刑事法网的构建宜疏不宜密，这是因为我国的文化传统与国外，特别是西方国家有很大差异。在一些西方国家，很多人仅仅因为酒后驾驶或盗窃数额很少的财物就会被定罪，轻微犯罪人并不会因被定罪而在工作、生活中受到严重影响;但在我国则不同，一旦被定罪，就意味着在社会中可能受到歧视，犯罪人的工作、生活将因此产生巨大影响。 　　北京大学法学院陈兴良教授提出犯罪圈的扩大与缩小问题不应仅仅考虑立法方面，司法问题也要同时考虑。他认为，立法上的犯罪化与司法上的非犯罪化要并行，即犯罪圈扩大的同时，在司法中对犯罪行为的量刑要轻缓，在实践中就可能出现“有罪不一定必罚”。对于司法界人士提出的错案追究制问题，陈兴良认为，关键是如何判断“错案”，有犯罪事实但不作为犯罪处理，只是一种酌情裁量的问题，不应算“错案”。 　　总则与分则协调：如何消除制度错位 　　【核心提示：刑法总则指导分则，分则是总则的具体化，但二者存在很多不协调问题，其中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受诟病甚多。总则和分则之间存在制度错位是两者不协调的重要原因之一。】 　　刑法总则与分则的不协调问题中，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刑法总则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而在分则中，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那么，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绑架并且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如何承担刑事责任?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付立庆博士认为，以往学界多讨论的是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杀害被绑架人时如何处理，而对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在绑架过程中致使被绑架人死亡则论述不多。对此，付立庆认为，由于绑架人没有故意伤害和杀人的故意，所以不但在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中找不到相应的罪名，也无法找到相应的犯罪行为，因而无法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但是这恐怕有违普通民众的法感情(满18周岁的人将“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这反映出立法者认定其属于最严重的犯罪行为)。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蔡道通教授认为，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直接或间接地促成这么多的立法或司法解释的诞生，可能与我们热衷于司法机关的刑法解释有关，也有可能与我们的解释能力的欠缺有关，更有可能与我们立法间的彼此不协调有关。他认为，因为罪名没有法定，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集中反映了刑法规范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基于立法论的基本立场，该条款本身确实存在法律漏洞;而消除这些漏洞与冲突的最好方式是合理地解释刑法：一是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应当是罪名而不是行为，二是同等的情形应当同等对待的原则理应成为基本的立法要求与解释的标准。 　　除了上述受诟病甚多的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目前我国刑法总则与刑法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