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文之争和东汉经学的新变.pdfVIP

今古文之争与东汉经学的新变 中山大学中文系黄敬愚 一改制更化与修身立德——两汉经学之异 顾炎武认为西汉士人支持王莽是“大义未明”的表现。其实他是忽略了两汉经学的差异。西 汉一朝基本是今文经学一统天下。汉廷名为尊儒，实则尚法，因为对汉廷政策的不满，今文经学 在政治上以提倡改制为特点，东汉政府倡德教，重用儒生，加之古文经学的影响，因此经学以修 身立德为特点。两汉士人面对王朝禅代的不同态度，正是这种差异的体现。 公羊家讲天命，认为君主受天命而王，代天立德，受命之君在即位之初，首先要“改正朔， 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以应天命。儒生在西汉建国之初就—再呼吁汉廷建明堂、立太学、 改历数、易服色、行封禅、兴礼乐，总之呢是要改制更始。而武、宣之世_直奉行霸王道相杂的 路线，汉武帝所为如盐铁、均输等多与儒家理想不合。在用人方面，汉廷儒生、文吏并用，儒生 在朝廷官员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很大。与此同时随着官私学规模的扩大，儒生人数激增，名儒弟子 动辄数百上千人，如眭孟“弟子百余人”，嘴遂“教授数百人”召等，又《汉书》卷八十八《儒林 列传》载： 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 复．教年，以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郡国置伍经》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 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岁余，复如故． 虽然元成之后，儒生在官吏中的比例有所上升，但多数儒生仍仕进无门，这当然使儒生把矛头指 向现行政策。因此，元、成以后改制呼声日高，更有甚者干脆抬出更受命的理论，说汉为尧后有 传国之运，要求汉帝禅位贤人，重新来过。 第—个提出这种主张的是传公羊学的眭孟。他于孝昭帝元风三年(前73年)，根据当时一些 灾异推《春秋》之意，以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又说：“先师董仲舒有言，……汉家尧后， 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檀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剥I顶天 命。”@宣帝时盖宽饶以五帝三王之事“意欲求禅”，@元帝时翼奉不敢言汉帝禅位，提出了—个温 和的建议，“迁都正本”，“与天下更始”，城帝时谷永劝帝纳贱民妇生子以承“贱人当起”的“王 道微绝”之运，哆齐人甘忠可提出“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嚷帝初立，甘忠可的弟 子夏贺良通过解光、李寻言更受命之事，哀帝因久疾，遂从贺良等议。诏制丞相御史：“以建平二 年为太初元年，号日陈圣刘太平皇帝”。当时认为陈为舜后，而刘为尧后，“陈圣刘太平皇帝”的 《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严彭祖传》，页3616。 《汉书》卷八十三《朱博传》，页3400。 《汉书》卷七十五《眭弘传》，页3154。 《汉书》卷七十七《盖宽饶传》，页3274。 《汉书》卷七十五《奉翼传》，页3176，3177。 《汉书》卷八十五《谷永传》，页3452。 《汉书》卷七十五《李寻传》，页3192。 623 称号即表示尧后禅位舜后的意思。但此次改历后，仍有“无盐危山土自起覆草气“瓠山石转立” 等异象，G衷帝差点禅位于幸臣董贤，以示更受命。 在此起彼伏的更受命呼声中，元帝、成帝也采取了—些措旋踟顶应儒生的要求，而改制至王 莽达到高潮。圆王莽得到儒生的支持不是偶然的。他虽属外戚，但他“折节为恭俭。受《礼经》， 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固王莽通经目行敕 使他得到儒生的认同，儒生将改制的希望寄托在王莽身上。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儒生呼吁改制多出 于希望拓宽仕进之途的功利之心。 改制更化的呼声贯穿着西汉历史的始终，因为在霸王道相杂的政治路线下，儒家虽然在名义 上受到尊敬，儒生也得到任用，但事实上，汉廷走的主要还是法家化的路线，重用的是文吏化的 儒生，儒家德教的理想并没有真正实现，直至王莽的出现。在这样—种背景下，西汉经学便向注 重改制更化，拨乱反正之道方向发展，而诬汉儒生对王莽的支持与经学的这个特点有很大关系。 到了东汉，东汉政府在开国之初便确立了德治的政策。光武帝本人出身儒生，早年到长安受 《尚书》，略通大义，立国之后又“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经理”，“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回“退 功臣而进文吏”，鹰袭章名节，对王莽时不仕之士加以褒奖提拔，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