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仁学中的道学政 杜维明.docVIP

儒家思想的原初形式是环绕着孔子的仁学而开展的。这套思想有成熟的道德理性、浓厚的人文关切和强烈的人世精神，既不同于古希腊的哲学思辨，又大异于希伯来的宗教信仰。如果借用今天欧美学坛的名辞，我们可以说仁学是一种“哲学的人类学”(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而其所标示的是“道德的理想主义”(moral idealism）。康德曾为哲学界提供兰大研究的课题，即何以知的认识论，如何行的伦理学以及能希望什么的神学。根据这个线索，仁学应属于伦理学的范畴。不过，孔子虽然极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伦常关系，因而有以孔学为礼教的提法，但其仁学的核心是探索如何做人的道理。站在仁学的立场，探索如何做人的道理是比认识论、伦理学和神学更根本的哲学课题。五四以来，因受西化思想的影响，不少人认为孔子学说跳不出日常生活礼俗的限制，离纯理思辨的层次甚远，代表人类心智启蒙期的最初阶段。这个看法颇有间题---显示对孔子仁学的逻辑性和方向性缺乏全面的认识。 希伯来的神学表现在对超越上帝的虔敬之情，古希腊的哲学表现在对自然秩序的惊异之感，孔子的仁学则表现在对人文世界的忧患意识。虔敬的情怀可以引发和凡俗世界绝然分离的理想天国，惊异的敏感可以开拓解释客观事物的观念领域，优患意识则必须扣紧具体存在的环境作番“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努力。希伯来的先知可以不顾血缘纽带的约束而独契神旨，古希腊的智者可以摆脱人际关系的纠缠而孤往哲理，以仁为己任的宏毅之士则必须在人文世界中实现“己欲立而立从，己欲达而达人”的抱负。 有人从比较哲学的观点宣称，正因孔子的仁学立基于“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的悲愿上，儒家的道德理性、人文关切、和入世精神既扼杀了超越神学的生机，又籍制了自然科学的发展。置身20 世纪的今天，回顾中国文化从鸦片战争以来左右不逢源的悲凉景象，进而追溯传统思想的缺陷，这个观点也许可以成立。假若因此断言孔子仁学是－种先天不足的思想，那就犯了”时代倒置的谬误”(anachronistic fallacy）。其实，孔子的仁学本有超越的一面，也就是子贡所谓不可得而闻的性与天道的一面。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董仲舒的“天人感应”乃至程颖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虽与孔子的天命观不同，但都是儒家在超越层次的表现。必须指出的是，儒家绝不脱离内在的“性”单提超越的“天”，而是以“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形式标出，和传统基督教坚持作为创造物的入只能信仰无由认知上帝本质的立场大异其趣。同理，儒家的认识论是和经世济民的政治抱负紧密连接，因此在修己知人的领域里有突出的发展，和古希腊“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也相去甚远。 （一）道：道德理性 概略而言，仁学的道德理性是立基于主体决断和存在考虑两个相辅相成的原则上。首先，孔子确认“为己”之学的内容必须通过学者本身自反自修的克己工夫来证验、来展现、来完成。“不愤不启，不排不发”的教育方法和“不怨天．不尤人”, “内省不咎，夫何优何惧”，以及“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人格修养，都是凸显自发性的例子。孔子肯定“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又申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正是要说明为己之学的基本动力不假外求。但是这种强调个体独立( “当仁不让于师”）和人格尊严（“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思想并没有“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色彩。这是因为尽己之忠的主体决断必须通过推己及人的恕道才可落实。 推己及人的恕道即是仁学中道德理性的存在考虑。它的实际内容是根据“能近取譬”的模式，从修身扩展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有子所说“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钦？”即指学习做人的根本途径应以“亲亲”为起点。儒家认为，如果连尊敬父母和友于兄弟的意愿都不存在而直接宜传兼爱天下的道理，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谈。因此孟子指出“仁之实，事亲是也。”但是，如果为人只停留在“孝弟”的阶段而不能发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爱人”精神，向达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乃至“博施济众”的境界迈进．那么恕道的推行也就滞泥不前，结果也许连“孝弟”等基础德行也不能维持了。严格地说，以忠恕为主轴的一贯之道绝非静态的折中主义，而是动态的、发展的“过程哲学”(process philosophy）。人的成长是生生不息的，学习作人的道理也应是连续不断的。在永无休止的过程中，以弘毅的精神来完成自己堂堂正正、顶天立地的人格，才是任重而道远的真实意义：“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P ”固然，才智的高低、环境的优劣和生命的夭寿都因人而异，因此在道德实践和人格发展的道路上，如何根据具体情况作变化气质的努力也有各种不同的型态。但是克己待人的修养工夫既可适用于“戒之在色”的少年时代，也可适用于“戒之在斗”的壮年和“戒之在得”的老年时代。贫如洗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