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分配与劳资关系.docVIP

研究领域：政治经济学 分工、分配与劳资关系 ——收入差距的政治经济学解释( 岳 永 讨论稿，第二稿 2006年05月 内容提要 伴随中国过去27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三个事实是：（1）中国不同人群之间个人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其中主要包括城乡收入差距、区域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三个方面；（2）劳工收入(其中包括工人、民工及农民收入)增长缓慢；（3）中国居民消费能力远远低于生产能力的增长速度，以至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部分产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下，如何理解目前中国不同群体收入差距的拉大、劳工收入缓慢增长及生产能力过剩？或者上述现象之间是否存在一致的逻辑关系，则是本文关注的主要问题。 本文在对马克思 “分工—分配”的劳资关系模型回顾的基础上，对新古典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福利经济学及新制度经济学对个人收入分配问题的理解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结论表明，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对分配问题理解的核心区别在于对劳动力不同假设：在政治经济学中，分工是劳动力的分工，决定了分配也必须以劳动力为基本单位；而理性的分工个体无法分配到自己参与生产的剩余——或者说剩余价值的贡献者和分配者不对称则是造成收入差距的主要制度原因。 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否定要素互补性的存在及其报酬递增产生剩余的可能；福利经济学第二定理利用效用函数的独立性假设分离分配对生产的激励因素；新制度经济学对前二者提出了修正，但最终用稀缺性假设下解释了剩余分配及其相关的收入差距问题——这一解释也为中国主流学界所接受。而在稀缺性假设下，劳动力参与分配和资本参与分配一样，仅仅是出于对要素边际生产力的一种补偿；而稀缺性假设在此已回避了对分配制度讨论的可能。 而本文的实证表明：（1）要素稀缺性逻辑无法解释中国的收入差距问题，27年来，劳动力和资本相对数量的变化并没有引起单位劳动力和单位资本相对价格的趋同。（2）个人收入（或者工资）在不同群体——省际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的分布不但与不同群体中劳均资本规模相关；而且（3）政府权力的介入，对省际个人收入的差异和行业个人收入的差异均存在显著的影响。而本文在这里并没有讨论户籍制度对城乡个人收入的差异的影响。 本文结论认为：分配制度的不合理——剩余价值的贡献者和分配者不对称，或者说理性的分工个体无法分配到自己参与生产的剩余，并取得相应的收入份额是造成我国目前收入差距的主要制度原因。而因此导致的总需求不足——劳工收入增长缓慢，和总供给过剩——居民消费能力低于生产能力，则可以在同一逻辑框架中予以解释。 本文结论表明：中国目前不同群体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在于：（1）资本要素收益率远远高于劳动力要素收益率，这种非正常差异背后蕴涵着中国各级政府对经济增长（GDP）及其相关引资偏好，以及由于这一偏好产生的分配制度中权威性（税收）偏向——具体表现为对劳工阶层收入增长的制度性抑制和对资本积累的制度性激励。（2）政府权力对资本要素在不同群体中配置过程中的介入。 政府权力对经济活动过多的介入则是目前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因此收入差距问题的最终解决有赖于中国各级政府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推进：（1）减少政府权力对资本要素配置的干扰——区域投资和行业垄断，弱化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2）逐渐放松对劳工阶层收入增长的制度性抑制，增加以劳动力要素收入为主群体的资本性收入。 以人为本——使更大多数人更大程度的分享自由市场经济带来的福利增量应该成为中国改革及构建和谐社会的新的共识。因此，市场化改革的继续推进而非相反，则是缩小中国不同群体间收入差距的必由之路——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在这一点并不存在分歧。 关键词：分工 分配 收入差距 劳资关系 政治经济学 JEL Classification： B14 D31 E64 1导论伴随中国过去27年经济高速增长的第一个事实是：中国不同人群之间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其中主要包括城乡收入差距、区域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3个方面。李实、岳希明（2004）表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从1990年的2.2：1扩大到2002年的3.1：1.Knight和Song（1999）表明如果按照货币收入比较，城乡收入差距比中国更大的国家只有南非和津巴布韦两个国家，但是如果把实物性收入和补贴都算入个人收入的一部分，那么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居世界第一。李实（2005）通过对1995年和2002年中国居民财产分布的调查和研究表明：（1）中国居民的财产分布差距在过去一段时期内出现了明显地扩大趋势，在两次调查之间全国的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上升了 38%；（2）中国居民的财产分布差距的明显扩大是与城乡之间差距的急剧拉大密切相关的，城乡之间的人均财产额比率从 1995 年的 1.2：1，扩大为 2002 年的3.6：1，在同一时期城乡之间的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