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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货币升值经验看人民币的汇率弹性 　　人民币不是第一个经历升值的货币，也不是唯一正在经历升值的货币。借助国际比较，人民币升值的有关问题或将得以进一步廓清。 　　德国马克和日元的升值 　　德国马克随着联邦德国经济的发展一直持续、主动、稳步地升值，并在1980年前完成了升值的主要过程。德国马克升值始于上世纪60年代。1973年2月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崩溃后，马克汇率开始浮动。1972～1979年，马克的名义有效汇率升值54.3%。80年代的第二次石油危机甚至也未明显阻挡马克升值。1985年以后马克又进入升值区间，但升值幅度较80年代前有明显回落。1992年马克的名义有效汇率为102.1，只比1986年升值11.1%，远低于70年代的升值幅度。 　　联邦德国的经济在马克升值过程中表现抢眼。年度经济增长率基本持续保持在4%以上，一半年份超过6%，70年代前半期甚至高达10%以上。相对于国民经济的强劲增长，物价水平保持相对稳定。即便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CPI上涨也很少超过6%。在马克升值期，联邦德国的贸易余额仍保持了强劲走势。1985年以前年贸易顺差达200亿美元左右，此后一路冲高至750亿美元，直至东西德合并顺差规模才有所下降。 　　相比马克，日元升值启动较晚、反复较大。日元的升值推迟到1985年“广场协议”才真正进行，错过了升值机遇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一直维持1美元兑360日元的固定汇率。1971年8月15日，美国宣布停止美元和黄金的兑换，日元汇率由此转向浮动。1973年3月，日元兑美元升到261.90日元，而其后两年又回贬至300日元。从1975年底第一次石油危机结束到1978年底卡特总统支持美元计划出台之前，日元虽经历了第一个升值周期，从1美元兑298日元升到176日元，但到“广场协议”前，日元又回落到259日元。错过时机的日元不得不加速升值。从1985年的“广场协议”到1989年，日元汇率攀升至1美元兑125日元，升值幅度达一倍以上。经过短暂的盘整后，90年代前半期又经历了第三次升值，从1990年到1995年日元从1美元兑160日元升值到87日元左右。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初，为抑制日元升值，日本曾三次实施所谓“日元对策”，鼓励进口，限制出口。经历过“广场协议”的日本前央行副行长绪方四十郎对70年代的汇率政策作出如下评价：“我们本该主动从自己的角度早作政策调整，但调整的严重滞后，最终导致日本当时无力应付国内市场运行和国际政治的双重压力，最终作出了被动型调整，且一遍又一遍重估货币。”他分析说，“当时国内有一种社会心理蔓延，认为日本的经济就是依靠出口，如果汇率升高，出口就会受到打击，经济就会受到打击，而且这种心理覆盖了多数的政策制定者，以至于很难劝说他们改变认识。结果，所有应对顺差问题的行动都延误了。” 　　日元升值模式对国内经济产生了较大影响，日本战后高速增长的态势没能得以持续。一方面，经济增长波动剧烈，另一方面，90年代以后，有些年份的经济增长甚至为负，另一些年份只能勉强为正。就业形势也不容乐观，从升值前接近全面就业下降到1996年之后的96%以下。与经济增速和就业率下降相伴的是，日本经济自“广场协议”以来进入通货紧缩期。大多数年份的CPI增长率在2%以下，许多年份甚至为负。这意味着，升值压力没有及时释放带来了破坏作用。 　　日元的升值期还伴随着严重的资产价格泡沫，严重影响了实体经济的正常循环。例如房地产、股市都出现了暴涨，在第二次升值周期末尾，经济泡沫的破灭，给日本经济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 　　加元和卢布的升值 　　自2002年开始，加元出现了一波升值走势，持续至今。2003年底，加元比2002年年末升值22.2%。随后的几年，加元继续走强。 　　加元升值期，加拿大经济表现抢眼。2002～2005年，GDP增长率分别达到4.29%、5.16%、6.22%和6.1%。而物价增长率一直保持稳定，升值以来没有超过3%。失业率在升值期延续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下降趋势，2005年降至6.8%，比升值前下降了1个百分点。同时，加拿大的经常项目余额从1999年开始转为顺差，这一趋势并未因加元的升值而终止，反而持续扩大。2005年，经常项目余额再创新高，达到265.55亿美元，比升值前的2001年增加了100亿美元以上。可见，加元从贬到升的走势并未影响加拿大经济的上升态势。 　　几乎与加元同步，卢布从2003年开始也经历了持续几年的升值。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放弃了对汇率浮动幅度的规定，实行浮动汇率，卢布急剧贬值。经过五年的恢复，贬值势头得到抑制，开始稳步升值。至2007年11月初，卢布汇率回升到1美元兑24.48卢布，比2002年升值了近30%。 　　卢布升值伴随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