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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配套设计 　　中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如果从1996年放开银行同业拆借利率算起于今已历时18年时间。为什么会有这么长时间？其原因可能是：中国的金融单项改革在国民经济全局的地位历来不高，因此，遇到一些大事或领导人认为有更重要的政治任务要完成，金融某单项改革就会被搁置一旁，因此，我们切不可因为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历时已超过美欧日韩等经济体就认为中国以稳健闻名于世，所有改革都经过深思熟虑，这样的误解容易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事实上，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出台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决定颁发时间刚刚两年就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当时，中国商业银行普遍存在不良资产比重过高的问题，因此，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成为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全国立即着手进行的是整顿金融秩序、上收金融资源控制权，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剥离、财务重组、股改、引进战略投资者、上市等一系列工作陆续展开并取得良好成效。2002年至2012年，中国的经济工作重心是利用加入世贸组织的开放契机加速发展，人均GDP从1132美元快速升至5417美元，在这个经济增长的黄金十年里，发展这个主题超越一切，在改革动作上几乎乏善可陈。党的十八大后，新领导集体以降低经济增速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为工作基调，改革主题又重新被摆在全党工作的首位。金融改革特别是利率市场化改革已引起决策层的高度重视，标志性事件是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26日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上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讲话中，将利率市场化改革作为今后金融政策四项重点任务之首（其他三项改革依次是降低行业门槛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拓宽居民投资渠道；建立规范化地方政府融资渠道）。一把手重视了，事实就好办得多，这是中国的一大国情。总书记将利率市场化摆在金融改革工作的首位，可以预期，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肯定会加快。 　　为什么十八大新领导集体能对利率市场化问题如此重视？在中国转型经济的大背景下，市场派就是改革派。在过去30多年的中国经济发展神话是靠改革开放创造的，我们的秘密武器就是在人口红利和低廉要素成本的国情背景下政府不仅主导改革而且主导发展，因而我们最有效地动员全社会资源创造了经济赶超奇迹。但是这种发展模式并不会长盛不衰，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外需已不再强劲，国内要素成本节节攀升，政府主导增长模式已疲态尽显，产能过剩、国进民退、环境破坏、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不足已成为中国经济高增长道路上难于克服的难题，因此，摆在十八大新领导集体面前的首要任务是如何通过改革去寻求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内生源动力，这个内生源动力就在中国民间，在市场机制的充分利用之中。利率市场化就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关键举措。 　　从本质上说，利率市场化就是金融产品的设计生产定价交易全部实现自由化，推行利率市场化就是要把金融资源的稀缺特性利用充分，让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成为实物资源优化配置的真正引导力量。从这一点上可以说，利率市场化总是与金融自由化相伴而行，而与行政管制则格格不入。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传统计划体制下，商品生产和流通的扭曲状况，那时候，企业不是为市场为消费者生产，一切围着行政命令和计划转圈子，生产、流通、消费各个领域存在的普遍状况就是短缺及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改革之后，一旦价格放开生产流通领域的各种管制取消，直接结果就是各类产品由短缺变为充裕甚至过剩，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消失、总体物价水准由改革初期的上扬高企转变为回落和大体稳定。回想这幅总体改革的历史性图画可以对我们今天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有所启发。在利率管制条件下，国家实际上是通过资金价格的限制和干预将一部分财富从家庭部门转移给金融中介机构和企业部门，实体经济中总会感到金融服务供给不足，而金融中介特别是银行类机构总是感到自己的手脚被束缚——尽管它们已经从利率管制体制下获得极大的好处。所以，由利率管制到金融服务供给不足产生的社会结果就是正式金融体系与非正式金融体系之间存在巨大的金融服务价差，说白了就是官定利率与黑市利率之间差距悬殊，那些民营、小微等实体经济中的弱势群体在这种金融背景下面临的唯一选择是：或是得不到正常的金融服务或是不得不忍受高利盘剥。中国近些年来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出于高盈利周期而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制造业一直处在低利周期，除了某些结构性原因外，金融服务获取时不得不支付高昂的财务成本也是制造业处于困难周期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像总体经济改革中价格管制放开是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标志一样，金融改革中的利率市场化也是金融管制结束的正式开始。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金融管制是指那些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不当行政干预而不是指正常的金融监管，正常的金融监管在利率市场化和金融自由化过程中不但不应削弱还应不断加强。但是有些现在所实行的一些金融行政管制措施，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就必须逐渐取消。因为从逻辑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