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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墨子节葬思想的当代价值 　　摘 要 墨子在2000多年前即大声疾呼“节葬”，尽管其论证鞭辟入里，逻辑上无懈可击，却难以撼动封建统治者为欺世盗名而制定的礼法以及长期形成的民族习惯。21世纪的中国人与世界人类所面临的生存压力之大，与墨子时代有天壤之别。实行“法治节葬”是唯一正确选择。 　　关键词 墨子 节葬思想 法治节葬 　　作者简介：姚艳，新乡学院政法系教师，西北师范大学法学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B2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4-201-02 　　一、墨子习儒，为何反其道，倡节葬 　　西汉宗室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在他主持下编写的《淮南子?要略》揭示了与丧葬有关的两段史实： 　　1.“文王业之而不卒，武王继文王之业，用大公之谋，悉索薄赋，躬撮甲胄，以伐无道而讨个义，誓师牧野，以践天于之位。天下未定，海内未辑，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贿来贡，辽远未能至，故治三年之丧，殡文王于两楹之间，以俟远方……成王既壮，能从政事，周公受封于鲁，以此移风易俗。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 　　2.“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行夏政。禹之时，天下大水，禹身执?垂，以为民先，剔河而道九岐，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东海，当此之时，烧不暇?，濡不给?，死陵者葬陵，死泽者葬泽，故节财、薄葬、闲服生焉。” 　　白话译文为： 　　1.周文王从事伐纣的事业，刚开始便去世了，周武王继承周文王的大业，采用太公的谋略，倾注全国的兵力，亲自穿上甲胄，来讨伐无道不义之君。在牧野会合天下诸侯，誓师伐纣，终于踏上了天于之位。天下没有平定，海内没有安宁，武王打算使文王的美德昭明天下，使夷狄各自带着他们的财物前来进献；道路遥远的地方不能按时到达，于是便治理三年之丧，把文王尸体大殓在两个楹柱之间，用来等待远方之人……成王已经长大，能够处理政事，周公便到鲁国受封，用这个办法转移风气改变习俗。孔子修治成、康的主张，祖述周公的教训，用来教导七十个学生，使他们穿戴起周王朝的衣冠，研究遗留下来的典籍，于是儒学便产生了。 　　2.墨子学习儒家的学说，接受孔子的思想，认为他的礼节烦琐而不简易；丰厚的葬礼，耗费了资财，而使百姓贫困；长久服丧，伤害生命而妨碍政事。因此背离周朝的法规而使用夏朝的法令。夏禹的时候，天下发了大水，禹亲自拿着畚箕和木锹，而给百姓作出表率。疏通黄河而分成九个支流，凿通江而沟沟众多的河流，开通五湖而注入东海。在这个时候，烧火的余烬来不及排除，衣服沾湿了来不及擦拭，死在山陵葬在山陵，死在湖泽葬在湖泽，因此节省财物而简易的葬礼，简单的服饰便产生了。 　　这两段史实表明：大禹的时候，华夏民族抗洪救灾使命艰巨，劳动强度大，物资匮乏。对死者只能以简易的葬礼，简单的服饰寄托哀思，凝聚力量。武王出于政权稳定的目的，对文王厚葬久丧。周公确立周礼；孔子传承周礼。墨子初习儒学，但身处战国时期，民不聊生。为统治者服务的周礼，不能用来实现墨子“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远大抱负，而夏禹的人格魅力与夏朝的相对为民的法令，成为墨子的不二之选。 　　二、墨子节葬思想振聋发聩 　　墨子除了在《节葬》一文专门论述丧葬之外，在《节用》、《辞过》等文章中对丧葬之事也有论及。当代墨学专家萧鲁阳先生在分析梁启超、蔡尚思、杨俊光、谭家健、崔清田、邢志第等先生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与众不同的新观点：“墨子思想的核心，要从墨子的十大政治主张中去概括和提炼，他应该统领墨子‘十论’，而并非‘十论’中的一项或两项。表述墨子思想核心的范畴，应是墨子的原话，而不是现代人所赋予的。墨子思想核心应能在‘十论’的每一‘论’中都体现出来。因此，在鲁阳看来，墨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就是墨子反复讲过的‘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十个字。”?“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墨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墨子‘十论’是围绕这十个字展开的。”? 　　《墨子?节葬》是其中相当重要的一论。“《节葬》仅存下篇，其文不全，可想而知，可是就在这不全的文字中，赫然便有‘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这个宗旨在其中”。? 　　在《墨子?节葬》篇中，墨子运用归谬法论证：在王公贵族中盛行的“厚葬久丧”的主张是否符合“国家富、人民众、刑政治”三种利益。如果符合，统治者力求在天下兴办它，宣传它，而使天下人称赞它，永不废弃。如果不符合，力求在天下去除它，废弃它，并使天下人非难它，终身不去做。 　　在墨子看来，厚葬，把有用的财富埋在地下，结果必然使人民贫困；久丧，毁坏身体，又使男女隔离，必然使人口减少；久丧期间，贵族不能过问政事，人民不能从事生产，结果使得“国家必贫，人民必寡，刑政必乱”。 　　为“国家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