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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耕农的胜利 　　战后台湾的土地制度，除延续日治时期旧规外，还因历经战火摧残后百废待举，使聚集于农业的人口加剧租地竞争，造成租佃制度的特殊之处：以口头订立租约为主，租佃权与租期都不稳定或租期过短，导致租佃纠纷频仍；盛行的分租租额高达产量的46%到60%，使佃农缺乏再生产的成本；同时又刺激中产阶级投资于土地，使资金冻结在土地中，不利于整体经济的发展。 　　战后台湾实施的土地改革，以公地放租为始，陆续推行“三七五减租”（1949年4月至7月）、公地放领（1951年）、“耕者有其田”（1953年）等多项土地政策，赋予现耕佃农“土地所有权状”，扶植其成为自耕农。 　　土地改革之后创造了众多的自耕农，保留了家庭小农制，成为台湾农业的守护者。此后政府在农村所面对的主角不再是地主，而是零散的小自耕农。 　　台湾土地改革措施，从政府方面来说，可以说是对人民的德政，但“耕者有其田”等土地改革措施也招来若干批评以及反弹。然而，从国民党政权长期以来掌控农会、水利会系统，获得农民支持的事实来看，台湾后来能够在政治与社会方面获得稳定的基础上发展民生经济，土地改革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减租增产 　　1949年初，国民党政府在内战中兵败如山倒，陈诚临危受命于1月初接手台湾“省主席”，随后立即在2月初宣布进行“三七五减租”。到同年4月拟定《台湾省私有土地租用办法》作为实施减租的依据。短短一个月，全省完成换约的农户有199070户，换订租约368322件。 　　陈诚于1950年任“行政院长”后，又制定《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咨请“立法院”完成立法程序，其后到1951年5月25日正式立法通过《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作为减租的法律依据。由此可见当时实行土地改革的急迫性。实施减租的政治动机是要保住最后据点，背水一战，所以不能将占人口半数的佃农排除在政治盟友之外。 　　所谓“三七五减租”，即农民佃耕地主土地，其地租率最多不得超过所租耕地全年收获总量的37.5%；佃农可保留收获总量的62.5%。 　　按照减租条例，农地依水田旱地分成26个等级，规定每一级固定标准产量为计算年租标准；原订租约未超过收获总量37.5%者，不得增加。耕地租用一律立书面契约，租约期不得少于六年。若地主要出售土地，原租佃农也应有优先承购权。遇有荒灾歉收年份，也应视受灾情况给予减免地租。承租人对所租耕地可以自由投入资本和劳力之特别改良，租约期满后，如因不续约而交还耕地时，出租人应对这种特别改良费用酌给补偿。 　　为实施“三七五减租”政策，各机关派出的工作人员达1.2万之众。自1949年5月起，全省展开最重大的工作为换订租约，把业佃双方权利义务以书面详记契约上，此为减租成败的关键。至同年6月止，所有业佃租约均已登记完毕，7月实施完成。 　　实施减租后地主暗地里不免生是非，而佃农由于知识水准较低，对减租政策意义理解不周，故不善于捍卫本身利益，加以立法时考虑欠周全，租佃问题仍层出不穷。 　　比如，地主不甘丧失既得利益，利诱佃农使其同意退耕，自1950年初到1952年中，退耕案件多达5万件以上。但地主收回之后很少自耕，大都仍暗中出租，或出卖或雇工耕种。为处理此类案件，从1951年3月起建立经常性的减租督导检查制度，至1952年6月底止，退耕案件全部获得解决，至1953年以后此类案件就很少发生了。 　　到1952年完成的减租耕地占总耕地面积的29%，受益农户高达43%。减租使佃农所获得的报酬增加12.5%左右，所以土地改革初期确实起了改善农民生产诱因的作用。同时配合美援推动技术指导，提高农业生产，1952年至1953年间农业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准。 　　因农业生产提高，使农村有过剩劳动力，以此累积未来丰富、廉价，具有高竞争优势的产业劳动力。 　　而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米糖为主的农产品都成为换取外汇的有力出口商品。 放领公地 　　待“三七五减租”取得初步成效，地主在减租中已经受到一定打击；而“省主席”陈诚掌握地方政权，兼控有大量公有地，公地放领条件已初步具备。于是当局决定继续实行土地改革，将公地放领予佃农，作为“耕者有其田”之倡导与示范，以解燃眉之急。 　　所谓“公地”主要是指“国民政府”接收日本政府和移民所拥有的土地。此类土地在战后一律收归公有，总面积在17万至17.6万公顷左右，相当于台湾可耕地的20%到25%。而所谓公地放领政策实为原公地放租政策的延续。 　　战后初期粮食短缺严重，为解决农业生产问题，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于1947年元旦公布《台湾省公有耕地放租办法》试办“公地放租”政策，将公有耕地放租予农民，以收取实物地租。农民向政府承租土地，获得贷款，并向政府缴纳地租而不再负担田赋，政府成为一个超级地主。 　　迫于台湾省各方面的压力，台湾省政府亦屡屡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