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合璧的人性观.docVIP

中西合璧的人性观 　　凡是人身上具有的特性和属性，都可以叫做人性。究竟人的本性是什么，是人类思想史上一直追问的一个主题，它不仅是管理哲学的逻辑起点，也是整个人生哲学的前提和基础。法国哲学家卢梭认为，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是关于“人”的认识。因此，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各个历史时期的哲学家们都重视对人性的探讨，并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人性论。 　　西方人的人性观 　　1 轴心时代 　　西方最早论及人性的是苏格拉底，他认为，人的本性就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的灵魂有理性，因而能追求知识，人的行为都是服从理性指导的，人根据知识，遵循理智，便能够自制，就可以做出善行，因此，“美德即知识”。人的理智本性和道德本性是一致的，趋善避恶也是人的本性。 　　柏拉图认为，人的本质是由其灵魂决定的，灵魂分为三个部分，即情欲、理性及意志。理性应该控制意志和情欲，人的理想状态应当是三个部分的和谐一致，由理性控制一切。理性、意志和情欲，三者对应着社会的精英、官员及各种各样的劳动者，他们的欲望分别是知识、成功和欲望。 　　亚里士多德关于人性的名言是：“人是政治的动物，是天性就要和别人生活在一起的一种动物。” 　　此后，西方哲学家对人性的问题也有其他探讨，但理性人已成为西方人性论的主导观点。 　　2 文艺复兴与理性主义时代 　　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雅维里没有系统地探讨人性问题，但在《君主论》里，他明确地提出了文明人一定都是肆无忌惮的个人主义者。 　　英国17世纪著名的哲学家霍布斯认为，人生来就有权利享受一切事物，对他想讨好的人做他愿意做的事，占有、使用和享受一切能掌握的东西。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可以侵犯别人和抵制别人侵犯他自己，这就造成了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 　　3 现代管理时代 　　（1）经济人、社会人、文化人假设 　　经济人是古典经济学的范畴，在其代表人物亚当·斯密看来，自利的动机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但活动的结果却是有利于人和社会的。每个人的行为只受其自身利益的驱使，按照自我保存的方式行事。泰罗的“科学管理”即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他认为科学管理实际上是一场心理革命，工人希望得到更高的工资，资本家希望得到最多的利润，双方都认识到提高生产效率对双方都有利，从而出现生产中的密切合作。 　　社会人假设是由早期行为学派的梅奥等人提出来的，是他通过霍桑试验，发现员工的积极性同工作环境、条件、工资等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与人们的社会性和心理性需求有密切联系，这些因素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友情、安全感等。 　　文化人假设源于日本经济的兴起。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发现日本企业快速成长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文化特征。而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实际上，儒家思想的五伦五常（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兄弟之序、朋友之信）的人伦关系，忠、孝、诚、信等理念经过诠释与吸收逐渐被日本人本土化了。日本企业文化的精粹——“大和精神”，是儒家伦理道德与日本民族精神结合为一体而形成的。 　　（2）X理论、Y理论、超Y理论与复杂人假设 　　美国管理学家麦克雷戈在《企业中的管理》一书中，认为传统的管理理论是建立在如下的人性假设基础上的：普通人都是懒惰的，能少干就少干；人们缺乏雄心壮志，不喜欢承担责任，更愿意被别人领导；天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对组织的需要不关心；他们不怎么聪明，往往是骗子和蛊惑民心的政客们很容易就能捕获的对象。他把这种传统的人性观念叫做X人假设。 　　进而，他把一种建立在对人的本质和动机进行了更充分研究基础上的新的管理理论称为Y人假设，包括人不是生来就对组织的需要被动服从或怀有抵触性的；动机、发展潜力、承担责任的能力、为实现目的的合作态度在所有人身上都存在，只是需要管理人员认识并发挥这些品质。 　　莫尔斯和罗尔斯经过研究，提出了超Y理论即权变论，即使任务、组织和人员彼此适合，强调组织的适当模式要依将要做的工作性质而定。 　　随着管理的理论研究的深入，管理学家们以孔茨为代表，更趋向于从更多的角度探讨人的问题，不再抽象地谈人性的善恶问题，也不再企图描绘出一个抽象不变的人性模式，而是认为人性是复杂多变的，从而出现了复杂人概念。 　　中国人的人性观 　　中国人的人性观，可以用《易经》中的一句话：“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来概括。“穷理”是指儒家，罕言性命，穷尽伦理，规范自身行为，修成伦理道德身。“尽性”是指佛家的明心见性、找到生命的本体。道家则是“以至于命”，即与道合一之境。 　　1 儒家：穷尽伦理 　　《三字经》有“人之初，性本善”之说，是对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家在人性认识方面主流观点的总结。古人多以“善”与“恶”为据来讨论人性，有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告子的“性无善恶论”以及世硕的“性有善有恶论”等观点。后来汉代扬雄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