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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三段论 　　摘 要 司法三段论，作为过去、现在、将来的一段时间内法官判决的思维技术，其存在价值是不可磨灭的，但是在司法实践的过程中，法官判决的思维过程并不如逻辑形式那般简化，是经过法官一系列的价值判断最终通过逻辑形式展现出来的。因此，将定罪思维假想为司法三段论的简化模式是不理智的，法官的价值判断是不容忽视的。 　　关键词 司法三段论 逻辑形式 价值判断 价值考量 　　作者简介：张依可，吉林大学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8-284-02 　　追踪溯源，司法三段论的定罪思维很早就在西方法律实践中有所运用，至今为止，司法三段论的推理模式早已深入人心。无论法官、律师等法律人，还是普通公众，都形成了一种既有的推理方法即演绎推理，也即“三段论”的推理模式。初次接触一个案件，眼光总会停留于事实部分，再联想到法律上已有的法律规则，便初步得出了一种法律判断。然而，法律结论的得出真如司法三段论推理形式的那般简化吗？定罪结论仅是找到大前提、小前提，将其联结就可以获得的吗？作者认为：司法三段论的存在与运用有其合理性与必要性，但司法三段论只是一种假想的简化定罪模式，其背后蕴藏着多种因素的抉择，法官裁判过程中的价值判断是不容忽视的。三段论在保证个人思维与集体思维的一致性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在现代司法理念下，自动售货机式法官已不是人们所需要的。因而，我们必须在合理运用司法三段论这一推理技术时，综合考量价值判断在法律裁判中的作用。 　　一、定罪结论证立与司法三段论 　　我们不难看到，在法院的判决书中总有一段话会频繁的出现，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第几条，被告由于具有哪些行为，因而被判决有罪或无罪。这段结论即体现了三段论的形式结构。同时也因为这段话让普通公众对于判决的第一印象是有法有据，值得信服。从这一普遍现象我们看到，社会需要的是一种可以值得信服的推理方式，一种可以得到尊重的推理思维，公众的视线不是更多的放在推理过程上，而是结果上。定罪结论究竟应该怎样被得出，到底什么样的定罪结论是具有说服力的，通过什么证明定罪结论的过程是符合正义的，司法三段论的存在恰好为人们解答了一系列的困惑。司法中人们更多倾向于三段论推理是因为其是关于思维的规则。“法律论证要被人接受，就必须符合逻辑思考的规范。”而三段论的思维推理过程使结论更符合逻辑，更具合理性，更具有说服力。 　　三段论的形式化使人们感到定罪结论的作出是经过一定严密的逻辑顺序的，法官裁判的思维是受到既定的形式约束的，而非仅仅运用自身的思考方式来判断，这也是在近代法治理想影响下司法三段论应用的原因之一。在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激烈交锋的今天，司法三段论以其严谨的逻辑形式更多体现了形式正义，这也符合了当今社会程序正义的理念。同时，司法三段论也有效地规制了法官的妄断，使社会对于裁判有着更合理的评价。因此，司法三段论的存在至少从形式上告诉人们，法官的判决绝非个人认识的个人思维的体现，而是规则与事实的有机、逻辑的联结。定罪结论的得出也因司法三段论的存在至少从形式上看是符合正义要求的，符合法律精神的。 　　然而，司法三段论的形式逻辑却有着不可避免的缺陷性，机械化、僵化地运用司法三段论是有违法律意旨的，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必然昭示着机械遵循既定的模式是不足以得出真正的正义的，因此司法三段论不足以完全证立定罪结论。 　　二、司法三段论背后的价值考量 　　司法三段论作为司法实践中一种既有的、常用的推理定罪模式，其并不如表面上看起来的那般简单，仅仅是大前提、小前提、结论的这样一种形式。法官在运用三段论推理得出裁判的过程中，综合考量了相应的因素、原则，从而得出了一定的价值判断，只是这种推理思维不是通过三段论所展现的。下面作者会通过两个案例来分析司法三段论与价值判断对定罪的影响。 　　第一个案例是由陕西省汉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1992年一审的全国第一起“安乐死”案。被告王明成因不忍被害人其母夏素文再受肝硬化伴严重腹水的病痛折磨，一再要求被害人夏的主管医生被告人蒲连升为夏实施安乐死，后蒲同意，前后共注射175毫克的冬眠灵，后夏死去。这样一起“安乐死”案曾轰动全国，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无罪，二审维持一审判决。无论在1992年当时，还是现在的刑法，都没有对“安乐死”进行明确的规定，也没有其他相应的规定，法官此时处于一种“找法不能”的境地，即按三段论来看缺乏了明确的规范作为大前提，若按“法无明文规定即无罪”又显决断，因而社会公众、公诉人以及法官等转移了视角，对被告人是否犯故意杀人罪进行了探讨与审理。首先，如仅仅是从严格的三段论角度来看，根据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2条、第11条规定，由于被告人王明成，蒲连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