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学的发展与革新.docVIP

简牍学的发展与革新 　　摘 要：在20世纪人文学科各领域中，简牍学研究方兴未艾，是一门后起之学。但是，由于简牍发现及简牍所具有的特殊史料价值，又使这门学科成为令人瞩目的国际显学。至为重要的是，当今的国际形势，在很大程度上与古代有阶段性的类似之处，从这个角度来讲，简牍学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在新的视角和层面上重新审视、研究中国原典文化的绝佳机会。 　　关键词：简牍学；学术研究；传世文献；学科建设 　　1 简牍的发现 　　文字之所以成为文明的重要标志，就是因为它克服了语言的局限，超越时空，使人类创造的文化得以薪火相传。墨子云：“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何也？就是因为先人发明文字，而“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因此，在文字发明的同时，就必须考虑书写的载体了。载体的质料，由于世界各地自然环境的差异，在这个方面也有所不同。如埃及曾用纸草，古印度用贝叶，而中国则用简牍。简牍就是竹简木牍的和称。简，《说文》云：“牒也。从竹，间声。”牍，《说文》云：“书板也。从片，声。”在出土文物中含木简和竹牍，都是廉价易得的材料，故能成为纸发明以前最重要的书写载体。只是由于时间的久远，商周时期的简牍很难保存下来，目前我们所能见到最早的简牍，是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竹简。 　　简牍的再次涌现是伴随着西方殖民者的探险活动而发生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瑞典人斯文赫定、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等在我国西北边疆从事探险活动，在楼兰古城遗址、尼雅遗址、敦煌长城汉代烽燧遗址等地掘得大量汉文、罗文、婆罗迷文简牍、残纸，这些就是罗振玉、王国维所说的西北汉晋简牍。王国维曾将这些新发现与甲骨文、敦煌千佛洞六朝及唐人写本、明清大库文档文书档案作为推动新学问的“最近四大发现”。 　　除中国外，古代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也使用，但他们是在中国逐步废除使用之后，才开始盛行的。如1915年，日本秋田县仙北郡木村（现大曲市下深井）怒遗址（拂田栅遗址西侧）出土两枚木简，从而首次确认日本底下埋藏有木简。此外，在古代的欧洲也同样有木简的使用。如1973年以来，在英国哈德良长城附近的文德兰达城堡也出土有木简等。①各个不同地理区域简牍的出现，说明了简牍作为一种书写载体的必然性。 　　2 简牍学的学术研究 　　用竹木简牍作文字载体，是我国先民的一大发明。然而，中国简牍具体起源于何时，尚待探究。但简牍发掘与整理以及学术研究，至迟始自汉武帝时，如孔子后裔孔安国据孔壁遗书考订了《尚书》等先秦典籍；西晋束等又据汲冢简牍整理并流传至今《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宋代金石考古学兴起，清代乾嘉学者重视利用金石文字与传世典籍相印证。二十世纪初以来王国维则明确提出了“二重证据法”，陈寅恪、傅斯年也对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的综合研究作过讨论。 　　按文献与传统学术分类，根据《汉书·艺文志》，出土简牍几乎涉及所有的类型：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②出土简牍可以说包含了古代中国社会的全方位的信息，记载了古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社会风俗、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的重要史实，绝大部分出自当时当事人之笔录，因而翔实可靠，具有第一手的史料价值。 　　其中，出土简牍以军事文书为大宗，其中尤以居延汉简和楼兰魏晋文书最集中。居延汉简中详细记录了汉代屯戍守边的各种军事活动，包括烽燧制度、屯田生产、戍卒职责、民族关系乃至随军家属生计等等，几乎为我们再现了当时西北地区的社会全景。其次为政治法律文书，如云梦秦简。此外还有典籍文书及其他文书。因此，如果说传世典籍是我国文献的地上宝库，那么出土简牍则为我国的地下宝库。 　　此外在国外，对我国简牍及简牍学的兴趣也不断增高。美、英、法、德均有学者及研究成果，而亚洲日本、韩国更是显著。早在1951年，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由森鹿三先生主持，开办了“汉简研究班”，并发表了一系列介绍性文章，带动了日本国内简牍学知识的普及与提高。其中佼佼者如大庭先生用力尤著，现今日本最畅销的简牍学启蒙书《木简》和《木简学入门》，均系其撰。 　　3 简牍学的学科建设 　　二十世纪初，震动国内外的汉晋木简的发现，始启简牍研究之滥荡。此后，地下简牍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简牍的发现与研究与日增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对中国古代历史和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和评价，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从而推动了世界性“汉简热”的形成。针对简牍学发展至今，已经羽毛丰满了，还是时机刚刚成熟尚在建设发展中，它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是考古学的分支，学者们的意见甚至同一学者的前后说法都还不一致。如郑有国说：“简牍研究逐步地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却是近代的事。”我比较倾向于简牍学已成为一门多学科交叉的新兴边缘学科。 　　因为如今的简牍学，不仅仅涉及简牍的发掘，更多的在于与考古学、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