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斯伯里文化圈.docVIP

布鲁斯伯里文化圈 　　游览伦敦者很多都会选择下榻布鲁斯伯里地区的酒店，大英博物馆和罗素花园就在眼前，随兴去博物馆待上一天或者坐在花园里看书晒太阳都很完美。 　　布鲁斯伯里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086年，“布鲁斯伯里”（Bloomsbury）一词出现在13世纪，意思是“Blemond的私人庄园”抑或落花铺撒的地方，所以，布鲁斯伯里很早便获得了富有情趣的“花间地”的雅称，简单、动听。当然，对很多游客而言，这些并非布鲁斯伯里的全部吸引力，同等甚至更加重要的是，它曾滋养过“无限灵感，无限激情，无限才华”的布鲁斯伯里文化圈（The Bloomsbury Group），其成员20世纪上半叶是生活、工作在布鲁斯伯里附近的一些“超高级知识分子”，时人眼中“英国最有才智的人”。 　　在自传《重新开始》中，伦纳德?伍尔夫（Leonard Woolf）这样写道：“布鲁斯伯里文化圈从以前到现在都被用来――通常是滥用――指称一群多半是想象出来的人，以及多半是想象出来的目标和人格特质。”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则表示：“我是这圈子的一员，我也是这一小撮人之一，这一小撮人最后形成一群住在伦敦某区或附近的朋友，该区的法定名称就叫做布鲁斯伯里。” 　　布鲁斯伯里文化圈的成员主要来自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和三一学院，其人数并不多，但他们有第一代即“老布鲁斯伯里文化圈”（Old Bloomsbury）和第二代即“后期布鲁斯伯里文化圈”（Later Bloomsbury）之分，核心成员除弗吉尼亚?伍尔夫以外，还有凡奈莎?贝尔（Vanessa Bell）、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爱德华?摩根?福斯特（E. M. Forster）、邓肯?格兰特（Duncan Grant）、林顿?斯特来彻（Lytton Strachey）等人。 　　他们分别来自文学、艺术、政治和经济等领域，相聚在“周五俱乐部”（Friday Club）和“周四晚餐”（Thursday Evening），畅谈各自的新发现和体会，相互砥砺，取长补短；作为自己所在领域的精英，他们不但深刻影响了当时作为一门学科的文学、美学、批评和经济学，而且对引领日后的女性主义、和平主义等社会运动的发展，同样重要。 　　比如，凯恩斯借助宏观经济学成就自己为“宏观经济学之父”的同时，通过发明社会福利制度成为了“资本主义的救世主”；弗吉尼亚?伍尔夫开创了意识流小说的先河，帮助人们有效地表达对变化、失序和不确定性的感受以及某种迷茫而沉郁的困惑。 思想基础 　　有评论家指出，“虽然其成员否认他们是任何正式意义上的团体，他们是被对艺术重要性的不变信仰团结在一起的。” 　　布鲁斯伯里文化圈的成员各不同行，但他们能够基于典型的英国式自由聚会走到一起，是因为他们的信仰有着大致相同的思想基础：哲学家乔治?爱德华?摩尔（G. E. Moore） 的《伦理学原理》、自由主义。 　　首先，受这样的一种社会情势――维多利亚社会的消逝、大英帝国的没落、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他们在政治上信奉自由主义，既反叛英国保守传统，也不迷信权威。一如弗吉尼亚?伍尔夫对高尔斯华绥等大师的扬弃所证明的，布鲁斯伯里文化圈因此开创了一个将欧洲优秀文化遗产与现代派创新熔于一炉的新时代。 　　其次，布鲁斯伯里文化圈的形成与存在直接联系着这样一种生活态度与实践：“生活的首要目的是‘爱’，美学经验的创造和享受，以及对知识的追求”。他们为此将目光从西欧延伸到了远东以及意识形态迥异的苏联，比如，亚瑟?韦利（Arthur Waley）英译了大量中国唐诗，联袂美国诗人庞德引发了西方当代诗歌革命；康斯坦斯?加奈特（Constance Garnett）译介到英国的俄语名著多达71部，她的译文不仅得到了康拉德等人的高度赞誉，而且影响了五四运动之后的俄语名著的汉译。 　　再次，布鲁斯伯里文化圈的成员敢于以自己的独特方式为遭遇摧残的欧洲文化抑或世界文明抗争。姑且不论弗吉尼亚?伍尔夫投河自尽是否像有的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意在表示对法西斯的抗议，但众所周知，她的侄子，因为林徽因和虹影等人而为国人所熟悉的著名现代派诗人朱利安?贝尔（Julian Bell），在西班牙遭遇法西斯之际，毅然投笔从戎。 　　所以，虽然布鲁斯伯里文化圈早已成为历史，但它依然吸引着中国文人的眼球，要么作为学术言说的对象，要么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 　　这无疑与诸多中国文人曾经或者正在受惠于两度来华任教、来自布鲁斯伯里的燕卜荪（William Empson）有关，但或许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个圈子的情史远比婚姻普遍，这一点在弗吉尼亚?伍尔夫身上尤其明显。 调情高手 　　一如有评论家所言，弗吉尼亚展示了英语语言本身的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