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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护航财税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与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为“姊妹篇”存在着紧密的内在逻辑，即“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法治保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需要深化改革”。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姊妹篇”反映在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工作中，则在“现代财政制度”、“国家治理”与“法治”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内在逻辑？就这些问题，日前，记者专访了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刘剑文，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学会理事王雍君。 　　财税法治与国家治理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财政的地位和作用被提到了一个新高度。如今的财税体制改革和以往的相比又有哪些不同？刘剑文认为，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前的改革特别是财税改革往往是被放在经济体制改革范围之内的单一性改革。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应该说怎么评价都不为过。当时改革的特点是解决中央集权的问题，加大了中央财政在整个财政里的比例，提高了中央的权威性。20年来，这项改革取得很大的成就，不过由于我们始终是在以行政主导而不是立法主导的主线之下，一些问题逐渐显现。比如这项改革更多的是通过分税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而没有涉及到其他的财政收入划分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没有在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上体现更多着力点。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实现这一目标，财税改革和财税法治的功能就不能局限于经济体制改革之内，它实际上更应该是多元的、综合性的改革，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党的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这6大改革里面，财税改革始终是一个着力点和突破口。 　　财税问题表面上看是钱的问题，实际上其背后是权力的配置问题，这种权力配置涉及到几个方面。 　　一是国家跟纳税人的关系，这是整个社会根本性的关系。如何通过财税改革使国家和纳税人的关系实现和谐的良性互动，才是国家治理的一种考量。过去我们把财税看做国家管理的工具，依靠行政命令发挥其作用，今后要更多的考虑法治的思维和方式。 　　二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是国家大厦的支柱。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不是单纯的经济关系，首先是政治关系，在社会发展、国家稳定中，地方是很重要的支柱，分税制后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划分越来越向中央集中，所以今后我们要调动和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划分中，涉及民众诟病较多的司法不公问题，实现司法公正很重要的前提是解决地方司法机关经费独立性，由于现在的经费是由同级政府拨付，那么法院、检察院的行为难免受地方政府的影响。 　　三是立法与行政的关系。在财税领域，长期由行政主导部门利益占据重要地位，从而导致财税法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四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现在强调对公权力，法无明文授权则不可为，对私权力，法无明文禁止则可为，就是解决公权力和私权力边界划分的问题。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如何解决政府的缺位、错位、越位，也关系到政府职能的转变。 　　财税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是整个改革的“牛鼻子”，通过财税制度改革，这几大关系逐渐梳理清楚，相应的问题也可以得到解决。对财税改革的重视，既是中国现实的需要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当被问及财税法治的难点时，刘剑文表示，首先是观念问题，无论立法机关还是行政机关都应该回到法治的框架内。改革开放30多年经验教训的总结，以及人类社会经验智慧的总结，最终都提醒我国必须要走法治之路。所以我们要强调税收法定，财政法定，这是最重要的，难点也主要体现在这里。 　　要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核心问题是提高立法质量。实际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解决部门立法问题。财税改革牵涉到很多方面的利益，当政府部门间利益博弈的时候，要寻求更多解决机制，比如，对部门间争议较大的重要立法事项，由决策机关引入第三方评估，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协调决定，不能久拖不决。而且要加强法律解释工作，及时明确法律规定的含义和适用法的依据。四中全会的《决定》经过下一步的落实，能够解决财税立法方面过去的一些惯性问题。而当部门立法的问题解决之后，相应的就是执法的问题。 　　刘剑文表示，现代财政制度的核心是法治，实现法治就是要通过最高权力机关、最高立法机关来制定规则，形成共识，使现代财政实现真正的良法善治。 　　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新预算法，将从2015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如何让法律真正发挥效用，执行是关键。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的改革目标，作为“姊妹篇”，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通过立法、执法、司法、守法、人才强法多个维度为改革提供了保障。 　　现代财政与国家治理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