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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派教育摭拾 　　中国教育史说，安徽素称教育发达的省份，乃人文荟萃之地。汉以前，安徽的教育落后于中原地区，但六朝时，中国政治经济重心第一次南移，为安徽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公元12世纪，宋室南迁，中国的政治经济重心再次南移以后，安徽教育逐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体系与制度。明清两代，繁荣的江南经济使徽商徽文化冠盖全国。及至近代，西学东渐，安徽得风气之先，成为新式教育的发源地之一，并日趋发达。新中国成立后，安徽教育更是迅速发展，取得辉煌成就。在坚实的政治经济基础下，历史上的安徽，学派林立，教学思想源远流长。 　　一 　　“徽派教育”发端于徽州、皖江和涡淮三大文化圈。徽州是中国古代传统教育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宋元以来，特别是明清时期，除府学、县学之外，这里书院林立，讲会盛行，塾学、义学遍布城乡各地，形成了“十家之村，不废诵读”和“户诵家弦”的繁荣景象。如古代主要教育场所书院，据有人统计，自宋至清，徽州六县共建书院、精舍、书屋、书堂等共260多所，康熙时，则达562所。私塾更是林立。“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师。”“十户之村，无废诵读”，就是当时徽州文化昌盛的写照。 　　第一，与徽州崇儒重教的文化传统有关。从汉代起直至元代，外地名族从各地特别是北方各省不断迁入徽州定居。这些迁徽的大族，不是出于显宦门第，就是出于儒学世家，他们继承了崇儒尚教的优良传统，特别重视文化教育，走读书仕进、科甲起家之路。由于世家大族的影响，随之也带来了徽州整个地区文化教育的繁荣兴盛。南宋以后，随着程朱理学被奉为官方哲学，朱熹的思想在徽州的影响不断加深，这种崇儒重教的传统也在不断加强。 　　第二，徽商为徽州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厚实的经济基础。经济是教育尤其是形式化教育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贾而好儒”的徽商，对家乡子弟的教育和培养可谓情有独钟，他们凭借其财力的优势，多方位、多层次地资助和发展教育事业。张海鹏先生说：“在徽州，是教育造就了一支‘儒商’，而这支‘儒商’在‘家业隆起’之后，又以他们的巨额利润反过来资助教育、发展教育……可以说，没有徽商便没有发达的徽州教育，更没有那斑斓璀璨的徽州文化。” 　　第三，宗族为徽州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徽州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宗族制度最为强固的地区之一。这些具有深厚传统文化渊源的徽州宗族深知，宗族要发展壮大、强盛不衰，光靠经济的力量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确立宗族在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地位。而要确立这种地位，保持科名不绝，只有通过发展儒学教育才能实现。所以，徽州的强宗巨族都有强烈的教育追求，许多宗族都创设教育机构。徽州的各级各类传统教育机构，大多是由宗族主持创办、组织管理的。 　　第四，一大批名儒硕士热衷于教育事业，从而为徽州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质量上的保证。徽州有一大批名儒硕士，如宋元时期的程大昌、胡炳文、陈定宇、倪士毅，明清时期的汪佑、吴曰慎、戴震、凌廷堪等等，他们除著书立说外，不是讲学书院，就是潜心训蒙事业，许多人甚至在书院或教育的岗位上“终其一生”。这批名儒硕士，还在教材和讲义的编写、教学方法的改进、教学内容的选择等方面积极探索、不断创新，积累起丰富的教学经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教育思想，从而保证了徽州教育的较高质量。 　　徽派教育的另一思想文化基础是诞生于皖北（涡阳、淮河流域）的老庄文化。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道家对中国传统文化、民族心理以及国民性格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皖北为我国古代南北两大文化带交叉边缘地带，在源远流长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底蕴丰厚、特质卓异的区域文化圈，成为中国古代南北文化交叉融合的代表性区域之一，皖北文化极具淮河水韵特质、与徽州文化的山地特征南北对应与交融，“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相得益彰，在此思想基础上孕育的徽派教育源远流长。 　　二 　　谈“徽派教育”必先提具有悠久历史又具徽派特点的安徽名校。在安徽创办最早又最有徽派特色的当属宋朝创立的歙县紫阳书院，朱熹讲学的紫阳书院为安徽当时最大书院，在南宋时更是名列全国四大书院之一，在历史上享有“东南邹鲁”之美称。 　　在全国享誉盛名的徽派名校合肥一中是由李鸿章之子李经方1902年创办，是合肥地区最早、历史最久远的一所新式学校。学校百年来风雨沧桑、几经更名、几易校址，到新中国成立后方定名为安徽省合肥一中。1955年定为省重点中学，1995年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俱乐部成员。 　　学校以“全面施教、广育英才”为办学宗旨，以“怀天下抱负、做未来主人”为校训。多年来，合肥一中为国家、社会培养学子万千，有中科院院士7人，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联想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裁兼首席执行官（CEO）杨元庆等一批杰出的校友。 　　另一所徽派名校桐城中学的创始人是桐城派后期大师级人物吴汝纶（1840～1903），吴汝纶受清廷之命考察日本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