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之子”：出走还是回归？.docVIP

“五四之子”：出走还是回归？ 　　旧家庭梦碎 　　巴金出身的李家，与当时的许多大家庭一样，依然奉行着千百年来的“祖宗成法”：李老太爷拥有大家长的无上威权，他咳一声嗽，下人要心跳几下；并且，每个晨晚，不管刮风下雨，儿孙们都要来上房向他请安。 　　巴金的父亲李道河，在子女面前同样如此。尧棠的大哥尧枚一直梦想去北京或上海考大学，读自己所向往的化工系，然后去德国留学。但父亲早已替他安排好了人生：早日完婚，为祖父生个重孙。 　　而后，面对着如潮而来的三媒六婆，李道河先是征得老太爷同意，选出了两家，然后在祖宗神主牌位前点起香烛、叩头求拜，从两个纸团中拈了个“张”字，于是那个张家姑娘就成了李尧枚的妻子。 　　这一切，对自幼聆惯古训的李尧枚，根本不敢反抗，也不想反抗。回房痛哭一场后，全盘接受了父亲的安排。然而，李家却没有如李老太爷所设想的那样，继续兴盛下去。先是作为家中擎天柱的李道河忽然病逝，又有巴金五叔狂嫖滥赌东窗事发，令李老太爷“五世同堂”“长宜子孙”的夙愿几近破灭，开始精神恍惚。 　　1919年的除夕，千家万户团圆欢笑声中，李老太爷死了。 　　一个星期后，就在老太爷牌位前，李家叔婶们开始了激烈的遗产争夺战。几乎“每天都有争吵、打骂、诅咒之声”。一片不祥的气氛，在这个即将崩溃的大家庭中游荡着。 　　目睹宗法礼教制度的种种不近人情，以及家族没落过程中的人性丑陋，少年巴金于1919年前后接触到《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等“五四”新思潮刊物后，便渐渐发酵成了对于旧式家庭“腐朽没落”“等级森严”“摧残人性”的满腔痛恨。 　　当时，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鲁迅谴责中国的家族制是“反自然”的，认为推翻旧式家庭伦理，就是要从“人子”的角度出发，否定传统的“人父”观念。由此，他提出了“幼者本位”：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牺牲，自己无力生存，却苛责后者又来专做他的牺牲，毁灭了一切发展本身的能力。 　　这是“五四”最重要的时代话题之一。对少年巴金来说，虽然祖父、父亲对他多有疼爱，但依然和整个旧家族一起，被他放在了追求自由、幸福的对立面。 　　除了因为接受了新观念而痛恨旧家族制外，“五四”一代青年与父权冲突最为激烈之处，是在个人婚姻问题上。他们梦想着“亦夫妇，亦朋友，亦伴侣”的理想婚姻状态，在与传统“媒妁婚姻”发生正面冲突时，许多青年便直接与家庭决裂出走、或是不告而别了。 　　巴金最终下决心离家，也与婚姻问题有关。除了大哥屈服于父亲威严、选择接受包办婚姻之外，三姐尧彩的不幸婚姻，则直接刺激了他。 　　李尧彩嫁给了一个三十多岁的人做继室。 　　1923年4月，尧彩出嫁。当时，巴金看见三姐“那张苍白的没有表情的脸”，和临上轿时痛哭失声、苦苦挣扎的情景；后来又在拜堂仪式时看到新郎的世故庸俗，便“预感到了三姐命运的悲惨”。 　　从那时起，他就决定“一刻也不要在这里逗留”了。 　　出走之后 　　然而，巴金等“五四”一代青年离家出走之时，大多是单纯的理想主义者。当他们终于摆脱了家庭桎梏时，却往往发现，社会现实是一个无形的、却又无处不在更难挣脱的桎梏。 　　正因此，鲁迅抛出了“娜拉走了以后怎样？”这个严峻的问题。 　　娜拉出走以后，不是回来便是堕落。个性解放也同样面临着这样未知又必然的命运。在鲁迅笔下也有很多这样的人物：《伤逝》中的涓生，在奔突无门后选择放弃，在悔恨中度过一生；《在酒楼上》的吕韦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抗争未果后又回到了旧阵营。 　　还有《伤逝》中的子君，毅然不顾父亲和胞叔的“威严和冷眼”，“分明地、坚决地、沉着地”宣布：“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斗争胜利了，她的理想确实实现了，然而这却是另一出悲剧的开端…… 　　这些文学中的典型化形象，已经预示了大多数个性解放者出走之后的命运。 　　作家萧红，或许就是这样一个现实典型。 　　1925年，14岁的萧红由父亲做主安排婚姻。一年后，萧红将要读初中时，因父亲阻挠辍学在家。她以出家当尼姑为筹码，逼迫父亲让步。 　　1930年，19岁的萧红逃出家门与远房表哥陆振舜婚外同居。仅仅过了一年，两人就因为不具备独立生活能力和经济实力，被迫各自回家。 　　萧红不久后又再次出走，但却屡屡遭遇情变，贫困交加中，女儿也被迫送人，历经种种流离与艰辛。从第一次离家出走到31岁去世，萧红在每个城市住过的时间不超过一年，即使是在上海这一座城市，她就搬过七八次家。 　　文艺批评家李健吾在《咀华记余?无题》中写道，萧红“好像一个嫩芽，有希望长成一棵大树，但是虫咬了根，一直就在挣扎之中过活……” 　　并不是真正的独立 　　对现实的残酷严重缺乏心理准备之外，青年们自身，也往往缺乏面对的勇气与坚毅，甚至缺乏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