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听将令”与“曲笔”.docVIP

“寂寞”“听将令”与“曲笔” 　　1922年12月3日，鲁迅为即将出版的自家第一部小说集作序。这篇题为《呐喊?自序》的文字，因涉及鲁迅小说创作之缘起及其由教育部官员周树人到新文学大家鲁迅的华丽转身，日后成为研究其小说最常被征引的文献之一;更因文中的部分叙述与鲁迅的其他文章略有抵牾（如“幻灯片事件”之于《藤野先生》），而成为考察其从事文学活动的心理症候的重要依据。不过，同属于“出山记”之类的自述性文字，《呐喊?自序》却不似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洋溢着成功者的自信与满足，而是和鲁迅的大部分作品一样，曲径幽深，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关键词是“寂寞”，共出现10次，其中仅有两次用于形容“文学革命”初期求其友声的《新青年》同人，其余则都是对自家心境的概括。对“寂寞”的反复提及，固然出于鲁迅撰写该文时的心绪，彼时新文化运动高潮已过，《新青年》也转型为政党的机关刊物，昔日精诚合作的战友早已星散，作为继续前进者的鲁迅难免失落与感伤。不过，“寂寞”之于鲁迅，却并非肇始于这一时期，而是其一以贯之的心境。由民初到“文学革命”爆发以前，在《呐喊?自序》中多有表述，自不待言;晚年定居上海，仍难以排遣寂寞之感，称自家著作《中国小说史略》“是一本有着寂寞的运命的书”（《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序》，《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8页），可见一斑。这一心境使鲁迅即使面对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也大体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新青年》创刊已近三年，迁至北京也一年有余，鲁迅仍只是作为一个读者，不曾参与撰稿和编务，直到老朋友钱玄同约稿，发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后有研究者发现，陈衡哲的短篇小说《一日》发表于1917年6月的《留美学生季报》，早于《狂人日记》近一年，以此动摇后者的开创地位。这自然体现出史料研究的不断深入，也源于一些学者、尤其是海外学者反感事事“由鲁迅大师开创”的研究思路。事实上，陈衡哲的小说是否一经刊出即在国内传播并产生反响，尚无史料可证，因此，即便《一日》的创作与发表时间均早于《狂人日记》，最初毕竟流传于海外，无法和刊载于国内且“立竿见影”的后者相提并论，遑论二者艺术水平之差距。有心的研究者今后仍可能在边边角角的史料中找到发表时间早于《狂人日记》的现代白话小说，但从传播角度而言，《狂人日记》作为“第一篇”的历史地位当之无愧，不可动摇），才一发而不可收，逐渐奠定了新文学的创作实绩。 　　《狂人日记》作为鲁迅在《新青年》上的初次亮相，用他的话说，是“听将令”的产物。以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编者为“将”，自甘为卒，不将自家视作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力量，这一表述极有分寸，也确实体现出鲁迅（以及周作人）的自我定位。《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又在《新青年》上先后发表《孔乙己》《药》《风波》《故乡》4篇小说。《新青年》由创刊到终止，10余年间发表创作小说仅9篇，不及39篇翻译小说的四分之一，鲁迅的5篇占其大半，且成就之高，令余者难以望其项背。对于当时提出理论但缺少创作实绩的《新青年》同人而言，鲁迅的加入可谓恰逢其时，其小说的创作水准较之对于新文学“提倡有心，创造无力”的胡适等人，堪称“但开风气也为师”。鲁迅之于《新青年》贡献颇多，但《新青年》之于鲁迅的文学事业则更为关键。且不论“鲁迅”这一笔名就是在发表《狂人日记》时首次采用，并成为他一生中使用次数最多的笔名，今人惯于以“鲁迅”称之，概源于此。而加入《新青年》的作者队伍，不仅促成文学家“鲁迅”的诞生，也开启了其创作的一个喷涌期，除上述5篇小说外，还有新诗6首，论文和杂感数十篇，后者大多收录于《坟》和《热风》两部文集之中。这些“听将令”的产物，即便日后编入了各类文集，为学人和读者尊奉，但其价值却只有在《新青年》的视野中才能看得更加真切。尤其是《狂人日记》这篇“开山之作”，其主题设置与文体选择无不受到当时《新青年》之规约。可见，鲁迅所谓“听将令”大体符合事实，并非谦辞。 　　《新青年》杂志与晚清风行一时的《民报》《新民丛报》等相近，以宣扬思想文化为宗尚，文学作品不占主要地位，即便偶有刊载，也只是彰显杂志之“杂”，而且往往是翻译压倒创作，思想意义大于文学价值。鲁迅的加入促使文学在《新青年》中地位上升，但仍不能改变其重思想之旨归。《狂人日记》的艺术技巧相对成熟，对文体的经营也颇为用心，但在研究者看来，其“格式的特别”也只能服从、并服务于“表现的深切”。正如《新青年》研究主要建立在思想史层面，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狂人日记》首先也是作为一个思想文本，而不是文学文本彰显其价值。这一观照《狂人日记》的基本视角滥觞于其早期接受史，并延续至今，不曾削弱，而依托于《新青年》的思想史视野，才更为有效。尽管后世研究者基于所谓“纯文学”立场，或指斥《狂人日记》“思想大于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