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的“老童年”.docVIP

“新青年”的“老童年” 　　一 　　都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五四人都是晚清生出来的，没有蛋哪有鸡。但这样说也可能有让人误解的地方，好像“晚清”的一切都是为“五四”作准备，甚至晚清时候便预见了一个“五四”的方向。这就一不小心开了个跟抗日雷剧中“八年抗战终于开始了”类似的大脑洞。 　　然而，“新文化人生于晚清”这个朴素的认识，确乎很容易被忽视。以往，谈到陈独秀、钱玄同、鲁迅、胡适、罗家伦这些“新青年”（其实陈、钱早已在晚清时代消耗了他们的“青年”）的时候，仿佛是从外太空“抛进”了1910年代的中国一般。民初这些人面临的政治局势、文化格局如何？再往上，晚清时代这些人的童年又如何？都不在许多“新文化运动研究”的视野之内。 　　作为一个以晚清为主要研究领域的后学，无足轻重如我，竟也一直在想如何应对从今年开始（大概要到2019年才结束）一波接一波的“新文化百年”纪念浪潮。是“我就在一旁静静地看你们”呢？还是不自量力说些外行的热闹话？想来想去，只能仍从我熟悉的晚清下笔，谈谈这些“新青年”在晚清时代愉快或不那么愉快的童年。 　　据说，心理学有云：童年对于一个人完整人格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力量，近代西方文化心理的一大创造，正是“童年的发现”。1910年代的“新青年”们生不逢时，他们主要出生在1880到1890年代――大清朝面临内忧外患的衰世。他们的童年，多半还处在他们自己建构的“黑暗时代”：私塾、戒尺、八股、背书、对对子、留长指甲且指甲有泥的先生……说多了都是鼻涕眼泪，不妨称之为“老童年”。不过，拜张之洞辈的政策或梁启超辈的舆论所赐，这血泪的“老童年”当中，竟也有了点“新”因素。从学塾到学堂、从记诵到讲授、从四书五经到教科书、从朱子小学到五段教学法……近代中国的教育变革与知识转型，恰是发端于这班“新青年”的童年时代。 　　二 　　一旦“新青年”成了中年或老年，便会留下回忆录编派他们的童年。然而史学训练告诉我们，如果排除回忆这一行为本身的“真实性”，那么什么口述历史、回忆录、忏悔录之类，恐怕都难免沦为较不具备史实上“真实性”的二手材料。偏偏关于童年经历或幼学现场的记载，传统体裁的史书或传记文字都较为忽略。只有外来的传教士们带着一双好奇的眼睛，留下了些许当场的记录。 　　英国传教士玛高温（John Macgowan）在1909年出版《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Lights and Shadows of Chinese Life）一书，对晚清村学描画颇为细致： 　　这所学校只有一间孤零零的、毫不起眼的房子，没有丝毫美感可言，屋内的地面脏乱不堪，而且凹凸不平，这都是去年在这里学习的孩子们的“杰作”。墙上没有地图、字画，四处污渍斑斑。（朱涛、倪静译，中华书局，2006年版。） 　　玛高温自然不忘带着西方人的优越感，来谴责塾师的严厉和读本的乏味。而最令他惊讶的，则是中国学童读书的怪异方式： 　　我们当然希望屋内能保持寂静，但很快我们就改变了这种想法。使我们惊奇的是，立刻就有一个细细的颤抖的声音从屋子的一角传出，几乎是同时，从对面的方向又发出另一个低沉的信号。一个接一个，其他声音也陆陆续续加入进来。每个人都以他所能发出的最高音调，叫喊式地念着他的课文。在我们看来，这种混杂的声音，各自含着某些需要记住的内容。另一方面，中国人把孩子们的这种口头训练看作是学校教育体系中最有益的事情之一。大人们站在屋外，兴高采烈地听着从孩子们嘴里发出的既不和谐也无节奏的合声，他们努力使这种起源于二千多年前中国历史开端时的教学法延续下去。 　　对中国诵读法的讶异和谴责，是晚清新教传教士教育论说的一贯主题。这一论点也影响到了梁启超等中国趋新士人的改革主张。以撰写《支那人气质》批评中国国民性而著名的明恩溥（Arthur Henderson Smith），在1899年出版了另一本小册子《中国乡村生活》（Village Life in China： a Study in Sociology），书中批评当时中国学塾，便着力对照中西教学法的不同：“对于一个不了解情况的外国人来说，读书人这么大的吼叫声，使得学堂就像一个疯人院似的。西方的小孩没有这样学习的，西方的教师也没有这样教学的，在这样一种喧哗声中，教师不可能知道学生是否正在重复他教给他们的读音。这种不自然、不合理的持续尖叫声常常导致这样的结果，即大多数中国的读书人声音沙哑，不能大声地说话。”（陈午晴、唐军译，中华书局，2006年版） 　　当新文化一代回忆他们在晚清的幼学情形时，绝非单纯的怀旧，而是戴着从传教士或梁启超辈“老新党”那里得到的眼镜。比如生于1896年的郁达夫，在回忆学塾生涯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后来学英文所用的“一册英国人编了预备给印度人读的同纳氏文法是一路的读本”： 　　这读本里，有一篇说中国人读书的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