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之变与管理之道：一分为三与波形收敛.docVIP

齐鲁之变与管理之道：一分为三与波形收敛 　　齐鲁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齐之所长，正是鲁之所短；齐之所短，正是鲁之所长。长短相对，且互补；王道与霸道相对，也互补。因而，完善自身的变革方向正是对方。这就是变革之道、“易”之道，也是管理之道 　　齐鲁之变 　　宋代名相赵普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意思是《论语》中包含了丰富到足够乃至用不了的治理之道。而这里的“治理”不外乎是“管理”的另一种说法而已。不过，在我看来，《论语》中的管理之道，或许国人尚未完全悟透。“齐鲁之变”即是其一。 　　《论语 雍也》：“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文字简单至极，文意似亦不深。千百年来的主流注释出奇一致，这大概也是《论语》注释中的一个奇迹了。即如《论语》首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尚有多种注释。有说“按时复习”的，有说“时时复习”的，还有说“时时练习”以及“及时实践”的。而“齐鲁之变”的注释，从朱熹“集注”起，到张居正给万历皇帝讲课，再到钱穆“新解”、杨伯竣“译注”、南怀瑾“别裁”，傅佩荣再次“新解”，李泽厚“今读”，李零“我读”，译文大致为：齐国一变化可以达到鲁国，鲁国一变化可以达到道。解释大致为：齐国实行霸道，急功近利；鲁国实行王道，崇礼重义，王道高于霸道，鲁高于齐。 　　果真如此吗？我的观点是未必。道理很简单，齐鲁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且齐之所长，正是鲁之所短；齐之所短，正是鲁之所长。长短相对，且互补；王道与霸道相对，也互补。因而，完善自身的变革方向正是对方。这就是变革之道、“易”之道，也是管理之道。它本来可以有多个名称：太极、中庸、对立统一、一分为三。但前三个被久用、滥用、误用多年，以至于以讹传讹，不知其所以。因而，本文使用庞朴先生主张的“一分为三”的名称。其要点有：1）有A，2）有A的对立面B，3）AB朝着对立的方向发展。以此来完整理解齐鲁之变，只需加一句即可：鲁一变，至于齐，齐一变，至于道。 　　一分为三 　　本来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为何会误解千年？据说“易”有三解：变易、不易、简易。套用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一分为三是“变易”之道，这个道千年“不易”，但其实也相当“简易”，或者说简单。那么，问题出在哪儿？孔子的本意可能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孔子对立德与立功、王道与霸道、德治与法治①的态度。 　　功德的说法出自《左传》：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然而所谓的三不朽，其实质仅“功”、“德”而已，言只是对功德的记录。一直以来，我们都认为，孔子及其后的儒家尊崇立德、王道与德治。但我认为，这种观点只看到了孔子的A面，忽略了B面。 　　证据之一，是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孔子对管仲的德行评价并不高，认为他“器小”、“不俭”、“不知礼”（《论语 · 八佾》）。但当两位高徒子贡和子路质疑管仲“不仁”时，又为他辩护，称许“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论语 · 宪问》）。并将一向吝于给人的“仁”②慷慨地送给了管仲：“如其仁！如其仁！”可见，夫子并不拘泥于德，甚至有一点偏向于功。 　　证据之二，是孔子对“致富”的看法。孔子自谓“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老先生更愿意粗茶淡饭，曲肱而枕，乐在其中。他很喜欢的学生颜回，同样也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夫子的评价是：“贤哉回也。”这被称为孔颜之乐，其所乐为“朝闻道，夕死可矣”，也就是安贫乐道。单看A面，“子罕言利”，“君子固穷”。但翻过B面，其实子也曾经曰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他很欣赏的学生子贡，就是一位致富达人，“亿则屡中”，相当于现在的股神，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惧，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而且屡发屡中。夫子对子贡的评价是“瑚琏也”，栋梁之材。可见，夫子乐道，义以为上；但也非耻于言利，反倒有点致富光荣的味道。 　　证据之三，是儒法两家的学术渊源。儒法两家看似泾渭分明，儒家主张立德、王道、德治，法家主张立功、霸道、法治。但蹊跷的是，法家的早期代表人物吴起、李悝是子夏的学生，后期代表人物韩非、李斯是荀子的学生。而子夏、荀子均出自孔门，是正宗嫡传的儒家。究其原因，儒法两家，再加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可以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而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来源：易经。只不过对“易”的理解，道家主“变易”，法家主“不易”，儒家执两用中，主“中庸”，执经而达权。 　　所以，立德与立功、王道与霸道、德治与法治，有对立，也有统一，不能偏执一端，而应该执两用中。是为中庸，或称太极，也即一分为三，还可以叫做对立统一。从上面的证据来看，孔子是明白的，《论语》也是阐明的，只不过被误解、被误读了。其中不乏夫子的及门弟子。此外，孔子被误读为偏重德治，也跟他所处的时代有关。孔子所处的春秋末期，礼崩乐坏，霸道横行。因而，孔子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