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岛湖上的守望者.docVIP

千岛湖上的守望者 　　改变命运的机会 　　我出生的时候，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那时，千岛湖还没有大规模蓄水，新安江的支流四处蔓延，鱼儿在清澈的水中游来游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祖祖辈辈就在船上讨生活。但等到我略微长大一点的时候，生活忽然改变了。新安江造起了水库养起了鱼，我们这样的捕鱼家庭，从此把家从船上搬到了岸上。 　　我们这群孩子终于能够静下心来读书了。要知道，像我们这样的渔家孩子，以往是没有固定的学校读书的，船开到哪里，我们就“游荡”到哪里。在学校里，我十分用功，数学化学都不错。中学毕业那年，恰逢千岛湖捕捞大队招工，我就被招去了。那时候我想，我的人生跟长辈们也不会有太大区别吧，总归还是捕鱼人。 　　1977年，我争取到了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捕捞大队推荐我们去读大学（当时还没有恢复高考）。那所大学叫做上海水产学院（现已改名“上海海洋大学”），算是工农兵大学生。我们的专业是水产养殖，课程涵盖范围很广，数学、物理、生物、化学、机电、测绘、养殖、胚胎繁育……除了课堂学习，我们还有不少实习的机会。福建、江苏、上海，我们在育种场、养殖场实习实践，帮着做各种事情，了解各种情况，学习书上没有的知识。 　　现在想来，我们那时候除了学习还是学习，一闲下来就坐到书桌旁，或者跑到图书馆借几本书看看。没电脑，也没手机，娱乐就是散步，最多出去看一场电影。 　　从工程师到工人 　　大学里，我们这帮年纪相差很多的学生常凑到一起谈论自己的理想。我那时一直有一个念头，以后一定要做一个有出息的，被人看得起的人。作为“九姓渔民”（过去对生活在钱塘江流域的水上渔民的称呼。由于一些特殊的历史原因，他们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小编注）的后代，你要是还干捕鱼这行，永远会被别人看不起，连对象都不好找。 　　可是毕业以后，原本对未来有点想法的我却失望了。捕捞队当时写信对我说，“搞水产，在千岛湖最有前途。是我们送你出去的，你就一定得回来，帮助建设千岛湖。”我想了想，觉得也有道理，就暂时断了留在大城市工作的念头。 　　80年代初，大学生还很稀罕，我顺利地进入了水产研究所工作，先是负责新安江水库河蚌育蚌技术研究项目，一年后，又到珍珠养殖厂当起了技术员。可是，没过多久，我们的厂子因为种种原因倒闭了，在那之后，我辗转很多企业，可是，却迟迟找不到愿意接纳我的地方，心中非常苦闷。 　　当时已经是一名工程师的我，不得不先选择去纺织厂做一名技术员。纺织厂设备陈旧，劳动效率不高。我虽然半路出家，可毕竟读过书，基本的机械知识还懂一点。于是大胆地找到领导，建议对生产设备作一些改进。领导一听就说，“好啊，你试试！” 　　我着手搞了不少的技术革新，把千斤机的皮带改窄，改良捻丝机等，听起来很复杂，其实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改动，但是最终效果很好。除此之外，我还喜欢跟工人们打成一片，他们也教给了我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那时候，我就深切地感觉到，读书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啊。在新的时代，只要你有知识，有热情，不管在哪行哪业都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保水渔业”研究 　　当然，我的心里还是惦记着千岛湖。作为渔民的后代，又是学水产的，总归是要跟水打交道的。1998年，千岛湖的水面上漂起了绿色的水花，水体的富营养化极其严重，而鲢鳙鱼捕捞量，甚至不到往年的十分之一。大家都很着急。当时，千岛湖负责技术研究的几个工程师退的退，走的走，加上其他因素，科研工作陷于停滞。于是，我被调了回来。 　　在新成立的淳安县水产科学研究所里，我主要负责“保水渔业”的研究工作。简单说，就是研究千岛湖的水和鱼的关系问题，即，应该采取怎样的生产模式，才能在渔业生产和生态保护之间维持一种平衡的关系。 　　在千岛湖养鱼是理性的选择，既可以通过鱼儿吃掉藻类有效地净化水质，也能取得可观的经济收益。可是，具体该投放多少鱼苗，就要依照水质变化而定。因而水质监测，就成了我们的工作重点。整个千岛湖有5个采水点，我们把专门的水体取样器具沉下去，沉到规定深度，4米、8米、16米、25米……然后将水样带回实验室，用专门的仪器分析水的各种化学性质、藻类成分，进行翔实的统计记录。此外，千岛湖底部的泥土，也需要作定期的检测。 　　这样的工作既有技术的要求，也有体力的要求，每次出去往往就是一整天。采水、采泥的器具重达几十斤，并且几乎没有什么辅助工具，全凭力气拉。我为自己做了几副扁担，每天天蒙蒙亮的时候就带着设备和干粮出发，去千岛湖采水，下午再将水挑回来。当地的老百姓偶尔会跟我开玩笑，觉得我干的就是渔民的活，在他们看来，我这样的工程师是不需要做这些的。 　　千岛湖是巨大的人工水库，人工干预如果出现偏差，很容易导致水生态失衡，直接影响鱼类的繁殖和生长。在过去的十多年时间里，我们的“保水渔业”发展势头良好，不光渔业生产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整个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