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本色论”及李贽“童心说”比较分析.docVIP

徐渭“本色论”及李贽“童心说”比较分析 　　【内容摘要】明代书画家、文学家徐渭在戏曲领域曾提出“本色论”，而李贽在文学的创作方面也提出了与徐渭“本色论”相近的“童心说”。文章就戏剧作品或理论的单独类别进行对比研究，进一步阐述“本色论”“童心说”在戏剧创作中运用的异同之处，以期对当下中国艺术教育产生积极影响。 　　【关键词】戏曲 本色论 童心说 对比研究 　　明代朱姓王朝建立以来，中央集权制度高度统一，在精神和文化生活上严格遵循孔孟之道，在戏曲的创作和传播方面出现了禁毁、限制等手段，尤其是禁戏政策，始终贯穿了明朝始末。“要求艺术创作要明道致用，以宣扬传统礼教为依归，并对杂剧等大众艺术形式做出具体的政策和法律规定。统治者一方面提倡那些宣扬风化、鼓吹礼教之作；而另一方面，又对那些有损贵族形象的杂剧大加伐挞。”①而徐渭的“本色论”及李贽的“童心说”推翻了这种创作理念，在戏剧创作中崭露头角，并对中国的艺术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绝假还真的戏剧创作品质 　　明朝戏剧最初是一条伦理化道路，脱离了元人表达现实的精神。“在艺术上，很多文人不懂得戏曲的创作方法及规律，一味追求华丽的词藻，好用生僻的典故、骈俪的句式，戏曲创作逐渐背离了舞台演出的规律走向案头化，大大背离了宋元戏曲‘极质朴而不以为俚，极肤浅而不以为疏’的传统风格，一时蔚为风气。”②在这样的背景下，徐渭大胆地提出“本色论”的戏剧创作理念，对戏曲脱离真实生活、脱离舞台表演、脱离民众的现象予以打击和摒弃。“本色论”一说也意味着“重真尚情”。同一时期，李贽主张文学的创作需要“绝假还真”，勇于抒发意见，反对当时一度风行的“摹古”风潮和歌功颂德的文学创作主题。李贽与徐渭相似的戏剧创作理念直接影响了戏曲的进步，将士大夫对于戏剧创作向来嗤之以鼻的态度进行了扭转，明朝戏曲地位也得到了提升。 　　二、突破传统的创作方式 　　“永嘉杂剧兴，则又即村坊小曲而为之，本无宫调，亦罕节奏，徒取畸农、市女顺口可歌而已。”可见戏曲创作的由来的确来自于民间。与传统的诗词歌赋、文学诗篇不同，戏剧向来被中国人认为是“小道”③艺术。不可否认，普通百姓才是戏曲艺术最早的传颂者与接受者，因而，徐渭认为戏曲的创作应当具有通俗性以及娱乐性是相当有道理的。徐渭在创作方式和创作手法上面也同样进行了更为系统的指导和规定。 　　（一）主题 　　创作题材的选择和主题的确认被认为是戏曲创作的核心。徐渭所提倡的“本色论”首要一条便要求戏曲创作的选材必须大众化。戏曲创作的主题选择无论是弹唱、讲史话本，还是鼓词，只要是民间文学，均可成为戏曲创作的采集样本和来源出处，如徐渭创作的《雌木兰》就取材于脍炙人口的北朝乐府《木兰诗》；《四声猿》则来源于原汁原味的演义故事。其二，主题上的“本色”还需要真实反映生活的本来面目，还原真人真事，叙述现实的人生。应当明确，戏曲本身就是一类以叙事为中心的综合艺术，戏曲中所作的一切必须具有逻辑性，理想化和过度的美化都是徐渭在创作中不予提倡的。 　　（二）语言 　　“语入要紧处， 不可着一毫脂粉， 越俗越常越警醒， 此才是好水碓， 不一毫糠衣， 真本色。”戏曲的语言必须平实、雅俗共赏、浅白易懂。当然，这里的“俗”并非媚俗，“常”是遵循常理。徐渭极力提倡的民间俚语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华丽浮夸的语言、过分漂亮的文字和夸张的修辞句式以及具有贵族阶层倾向的铺成和咬文嚼字成为徐渭批判戏曲创作文本时的对象，阻碍了戏曲的散播渠道。 　　（三）本心 　　说完徐渭再来评李贽，讲真话，说真心，“天下之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李贽的“童心说”和徐渭的“本色论”在文艺主张上实际是完全一致的。 　　李贽的童心说仍旧是对明代僵化的文艺创作环境的激烈斗争。然而，李贽一方面强调在文艺创作中个体的重要性，创造力的重要性，并且一度要求人应当具有自由自觉的本性；但另一方面，他又挣脱了以理为体的文艺观念，过分强调审美性。合乎常理的理性约束就被排斥在外，童心说始终带有主观唯心论的偏见，无视了人的主观目的性和客观的规律秩序，导致人的私心、物欲的腐败和膨胀。既然“童心”是文艺创作最高的审美指标，那么实践的地位何在？“童心”与生俱来，过分强调情感的本体地位，不因社会现实而改变，不受历史的洗刷，自然也就没有“时代的限制”一说，这就脱离了“现实会变化”这一客观事实的洪流，最终削弱了文艺在形式上的美感。李贽对于艺术创作内容上的过分强调，也就是对于艺术创作中情感的执念，这和徐渭在戏曲创作上自创戏剧语言形式的行为背道相驰。艺术的情感和外在必须统一起来，如同徐渭在戏曲剧本《四声猿》中所展示的一样，即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语言，塑造什么样的性格，外露什么样的情感。艺术的形式是不可为的，这也就顺理成章地否定了徐渭的艰苦实践。就明代南戏发展的历史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