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上）.docVIP

别当了主持人就不是人了（上） 我要做的这个节目叫“时空连线”，每天十六分钟的时事评论，连线多方专家同时讨论。我之前从没做过新闻，陈虻也没看过我在湖南卫视的节目，不过直觉告诉我最好别问他是怎么发现我的，这种人绝不会按正常方式回答你，还是少说少问为妙，免受羞辱。他只说了句：“我们要给白岩松找个女搭档。” 年会的晚上有人打电话来，声音低沉：“岩松要跟你谈谈。”我一去，一屋子男同志，挺像面试。后来才知道，白岩松这个人什么都彪悍，就是不习惯跟女生单独讲话。 大家跟我聊，他只插空问了两个问题：“你喜欢谁的音乐？”我好像说的是平克·弗洛伊德。他问：“华人的呢？”“罗大佑。”他没再问什么，只说了一句：“这是条很长的路，你要作好长跑的准备。” 第一期节目就是惨败。是关于剖腹产的话题，我自己联系好医生、生孩子的人、社会学家，约好演播室，化好妆坐进去，几位台领导正从玻璃外路过，看了一眼：“有点像小敬一丹。”陈虻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就代表认可啦。” 现场采访只录了三十分钟，谈完剖腹产怎么不好，就顺利结束了。那会儿我不把电视当回事，在纸上编完稿子，让同事帮忙剪片子送审，自己去外地耍了。 放假回来，在办公桌上挂只大画框，是在西藏拍的照片，还弄个水瓶，插了些花花草草。 看办公室人脸色，知道审片结果很不好。大家不好跟我转述最狠的话，只说已经这样了，你就把结尾再录一遍吧。 陈虻在会上公开批评我：“你告诉人们剖腹产是错误的，自然生产如何好，这只是一个知识层面，你深下去没有？谁有权利决定剖腹产？医生和家属。怎么决定？这是一个医疗体制的问题。还有没有比这个更深的层面？如果你认为人们都选择剖腹产是个错误的观点，那么这个观点是如何传播的？人们为什么会相信它？一个新闻事实至少可以深入到知识、行业、社会三个不同的层面，越深，覆盖的人群就越广，你找了几个层面？” 我越听心底越冰，把结尾一改再改，但已无能为力。 白岩松当时是制片人，压力比谁都大，也不能拔苗助长，别人笑我的时候，估计他心里比谁都难受。有次我穿印花纱裙子到办公室，他叫我过去，说：“回去把衣服换了。” 每天节目结尾主持人都要评论，我别扭坏了。按我原来花里胡哨的文艺路子，肯定是不行的；按节目的习惯写，我又写不来。一遍又一遍，都过不了关，到后来有一次没办法，白岩松递给我一张纸，是他替我写的。 每次重录的时候，都得深更半夜把别人叫回演播室，灯光、摄像后来已经不吱声了，也不问，沉默地隐忍着。录完，我不打车，都是走回去，深一脚浅一脚，满心都是对他们的愧疚。 部里安排所有主持人拍合影，我是刚来的小姑娘，自然而然站在最后一排边上。崔永元回头看见我，扶一下我的胳膊，把我带到第一排正中间他的位子上，他当时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 他是这样的人。有个场合，几乎所有人都在互相敬酒，他进来了，在饭桌边坐下来，什么也没说，但谁都不敬了。 这就是他。 那几年评论部的内部年会，看崔永元主持是我们的狂欢，看他在台上手挥目送，戏谑风头人物，逗逗女同事，拿领导开涮。也就他能修理陈虻，说：“陈主任站起来。” 陈虻被群众打扮成日本浪人，头顶冲天辫，重重叠叠好多层衣服，半天才撑着大刀勉强站了起来。群众起一大哄，小崔伸手压住，指一指大屏幕上一堆怪诞字符，只有一个中国字是“钱”。小崔说：“这些字怎么念，陈主任？” 陈虻踅摸了半天：“不认识。” “哦，陈主任连‘钱’字儿都不认识。” 大家笑。 “再给你一次机会。”他说，“这些字里头你认识哪个？” 陈虻这次答得挺快：“钱。” “哦，陈主任原来只认识钱。” 大家吹口哨，尖叫。陈虻手扶着大刀也跟着乐。 小崔正是如日中天，可以“别一根签字笔，揣一颗平常心，走遍大江南北，吃香的喝辣的”，但他公开说，每次录节目，开场前心里焦虑，总得冲着墙向自己攥拳头。 我见惯了强人，他这点儿软弱几乎让我感激。 我在台里新朋友不多，史努比算一个。那时候好像就我和他单身，办公室雷姐还想撮合我俩。我看他一眼，年岁倒是不大，但长得吧……他自己说早上洗完脸抬头看镜子，差点喊“大爷”。有一次在地铁，他死盯着一个姑娘看，最后那姑娘犹犹豫豫站起来要给他让座。他真诚地对我说：“我从小就长这样，等我四十的时候，你就看出优势了。” 他学中文的，在新闻评论部内刊上写文章，题目就是他的梦想，叫“饭在锅里，人在床上”，不免被一干做新闻的人讥笑。开会谈节目，他开口，一屋子人就摇头笑“人文主义者”。别人都做时事类节目，元首访问什么的，讨巧，也好做，他偏做生僻的，有一期叫“哥德巴赫猜想”。民间有位倾其一生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专业人士和普通人都觉得可笑，但这人在节目中说：“小人物也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别人笑，史努比只自嘲，从不反击，也没见他对人凶恶，我有时觉得他有点近于怯懦，他只说：“道德，不是没有弱点，而是看清它，然后抑制它。” 有次聚餐，在一个吃东北菜的地方，都喝得有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