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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析非马诗歌中的母亲形象 　　[摘 要]著名华裔美国诗人非马有着广东、台湾、美国两岸三地的成长经历。非马曾随父亲在台湾生活，一九四九年时，被迫与仍留在广东家乡的母亲及部分家人分隔海峡两岸。特殊的人生经历在非马的诗歌创作中留下了深远影响，他创作的一系列诗歌中塑造了多义化的母亲形象。本文将探析非马诗歌中的母亲形象及文化内涵。 　　[关键词]非马 华裔美国诗人 母亲形象 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 I2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012-0104-03 　　非马 （William Marr），本名马为义，祖籍广东省潮阳县（现汕头市潮阳区），生于台湾台中市，二战开始前随家人迁回广东的家乡。一九四八年随父亲再度来到台湾，却因为一九四九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而被迫与当时仍留在广东的母亲和部分家人分隔海峡两岸。一九六九年他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获核能工程博士学位，曾任职于美国阿冈国家研究所，从事核能发电安全的研究与发展工作。 　　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美籍华人科学家，也是著名的诗人、翻译家、艺术家。他的诗作完美结合了科学系的理性思维和诗人的感性，文字形式干净利落、轻盈隽美，视角尖锐透彻，蕴含着丰富深刻的内容，具有极为独特的艺术风貌，在台湾、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广受读者喜爱，他创作的双语诗在美国也赢得了众多读者的高度赞誉。芝加哥诗人俱乐部董事长、同时也是伊利诺伊州诗人协会会员的格兰娜?豪勒威（Glenna Holloway）这样评论非马： “他的诗歌既继承了中国诗歌优美、有层次感的传统，也吸收了美国诗歌的随性和风味，形成了他独一无二的幽默感、洞察力和柔情风格，他完美地驾驭了如此丰富的文化元素。”[1] 　　由于复杂的历史背景原因，多年来与母亲无法相聚的经历使非马以亲身经历、人文关怀入诗，创作了一系列 “母亲”形象的诗歌。这些感人肺腑的诗歌都是对诗人内心的直接剖析和诠释，毫无保留地张扬着思绪的涌动。诗句质朴、坦率的表象下，燃烧着诗人对母爱热切的渴望和思念，对生命新鲜的冲动和激情。 　　一、非马诗歌中母亲的现实原型 　　一九四九年之后，非马曾多年与留在大陆的母亲和弟弟未通音信。直到七十年代初期，非马的母亲才千方百计地和在台湾的父亲取得联系。一九八零年，非马才得以回到广东老家探望他的亲人。所以，在此之前，非马的诗歌里极少直接描写母亲的现实原型，而是多以借物寄情、从侧面由对其他事物的想象抒发对母亲的思念。 　　《阔别三十年后与家人重聚的茶会》（Drinking Tea at a Family Reunion After Thirty Long Years of Separation）[2]这首诗则记录了非马与久别重逢的家人团聚的感人场景，诗人难得地从正面刻画了母亲的音容笑貌：“一口饮尽将会多么难受/如果一点一滴品尝/这杯盛了三十年的苦涩/你笑着对我说/好茶/应当啜饮/品味”诗中“苦涩”和“好茶”这两个比照性的词语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一口饮尽”一杯浓茶固然口舌苦涩，但是这种苦涩又怎么能比得上与家人生离数十载的苦。而一家人团圆的喜悦，又彻底冲散了压在诗人心头的苦。“好茶”不仅仅意味着茶叶的香醇，也暗示着非马和母亲对一家人未来美好生活的共同憧憬，而且一家团圆的甜美时光是那么短暂，是该慢慢地“啜饮”，细细地“品味”。这首短诗的语言依然简洁、质朴，没有华丽辞藻的修饰，但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深情厚意突显出了亲人之间永不消逝的血缘羁绊，母亲安静、祥和、幸福的神态跃然纸上。 　　《罗湖车站――返乡组曲之八》[3]则以诗人在罗湖车站偶遇的老太太和老先生的形象为蓝本，侧面勾勒出诗人父母亲的外貌及体态。“我知道/那不是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她老人家在澄海城/十个钟头前我同她含泪道别/但这手挽包袱的老太太/像极了我的母亲/我知道/那不是我的父亲/我的父亲/他老人家在台北市/这两天我要去探望他/但这拄着拐杖的老先生/像极了我的父亲/他们在月台上相遇/彼此看了一眼/果然并不相识/离别了三十多年/我的母亲手挽包袱/在月台上遇到/拄着拐杖的我的父亲/彼此看了一眼/可怜竟相见不相识”。虽然诗中所写的“老太太”和“老先生”并不是非马的父母本人，但是诗人通过“手挽包袱”、“拄着拐杖”两个动作精确地捕捉了人物的瞬时动态，同时又将影像巧妙地投射到了诗人父母的形象上。这种“移花接木”的独特写作手法使“母亲”的形象瞬间丰满起来，读者能轻易地从这两个简单的动作中联想出这样一幅场景：他的母亲也已是一位老太太，在与他“含泪道别”时一定和儿子难舍难分。虽然她已经年迈，但仍然坚持“手挽包袱”来送别。“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包袱里也许装着为儿子一针一线缝好的衣裳，也许装满了家乡的特产，也许放的是亲手纳好的鞋垫，诗人并没有明确记叙妈妈挽着的包袱里装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