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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育与“法”俱进 　　近年，随着公民维权意识的增强，中小学生家长与学校因学生伤害事故诉诸法律的民事案件逐年增多。随着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增强。在法律框架内，法官对学生受害案的司法裁量也在发生“偏移”。具体表现在对学校的责任认定、对受害生的精神索赔的支持力度和对责任教师追偿的启动上。学校是一个教书育人的场所，虽然不是未成年学生的监护人，但是对学生承担着教育管理责任。一旦发生学生伤害案往往会严重影响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和社会声誉。为此，不仅需要教育工作者尽最大努力预防和避免学生伤害事故的发生，还要懂得一些处理与学生伤害事故有关的法律常识，依法执教。 　　一、管理不当。学校将承担“非常规”的过错责任 　　《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五条规定：“学校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管理和保护。应当针对学生年龄、认知能力和法律行为能力的不同，采用相应的内容和预防措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七条规定：“对未成年人依法负有教育、管理、保护义务的学校、幼儿园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义务致使未成年人遭受人身损害。或者未成年人致他人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与其过错相应的赔偿责任。……”即学校在该类案件中承担的系过错责任原则，而过错认定又以学校是否尽到相关注意义务为核心。 　　【案情回顾】 　　2010年11月15日，高三女生张某在重庆市某中学青杠校区文科楼三楼教室参加语文考试时使用手机，监考老师赖某发现后。将张某的手机收走。11：30考试结束后，张某询问此事如何处理，赖某未明确答复。张某独自在教室外的走廊上等候，后进入教室旁边的教师办公室。12：30左右，张某从办公室的窗户跳楼受伤，后经司法鉴定，张某伤残等级为一级伤残。属大部分护理依赖。后张某将学校告上法院，要求承担50%的赔偿责任。 　　【二审判决】 　　法院认为，未成年学生的心理和生理尚未成熟，往往不能正确面对压力和挫折，学校应当充分认识学生的心理特征，对学生可能出现的不良情绪及时进行疏导。避免不良后果的出现。监考老师履行职责收走手机并无不当，但应当对张某被收走手机后可能产生的心理压力有所预见，在张某询问事情如何处理的情况下告知其处理方式并做好心理疏导。以避免张某产生不必要的心理压力和过于悲观的心理预期。但监考教师收走手机后未采取任何措施，任由张某独自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等待未知的处理结果，让其陷入孤独无助的境地以致做出跳楼轻生的极端行为。学校对可以预见、应当注意的事项未完全尽到相应义务。应对张某的损害后果承担30%的赔偿责任。 　　【教育启示】 　　本案中。二审法院判定学校担责理由是：“学校对可以预见、应当注意的事项未完全尽到相应义务”。认为监考老师对张某手机被收后所产生的心理压力“理应”有所预见。未及时对其进行心理疏导。未尽保护义务。按照“过错责任”原则来裁定学校负30%责任。可见，判例中法院认为学生的心理波动也属于教师的“可预见性”注意义务。案中，监考教师应该是张某的任课老师，认为该教师对张某面对挫折的心理承受能力“理所当然”地了解。试想，假如事情是发生在高考考场上，监考老师不是该生的任课教师，责任谁负呢？作为一个身经百考的高三学生，对考试作弊处理结果理应清楚。该判决理由有“扩大学校的职责边际”之嫌。法院很可能是从着重保护未成年人的生命健康权的角度来裁定的。判例提醒：学校作为学生最直接的教育管理者，对未成年学生承担的保护责任高于一般人的行为标准，以免事故发生。这就要求我们教师在教育管理中注意根据不同年龄、认知能力和心理素质的学生进行差异化关注，对“可能”造成学生伤害的危险要有前瞻性认识。笔者认为，这种注意义务仍应有其合理的范围，不能要求学校履行超出其职责范围的无限注意义务。 　　二、保护不当，学生将索赔“合法性”的精神损失 　　《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二）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三）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对于学生伤害事故该解释也同样适用。 　　【案情回顾】 　　学生小张在张掖市某校就读，补课期间因上厕所不慎摔倒，头部着地受重伤，事发后，老师让同学将小张搀扶到校医室进行检查，校医对小张额头的擦伤处进行清洗包扎，告知其如有不适，到医院检查。之后，同学将小张送往教室休息。同学们下课后回到教室，发现小张倒在教室地上并昏迷不醒，遂被校领导、老师、同学送往医院救治。小张的伤势经鉴定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