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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刑诉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解读 　　一、对没收程序法律条文的解读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刑诉法”）第五编“特别程序”中的第三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中规定了四个条文。根据该规定，没收程序可以分为启动、受理、公告、审理、裁定、上诉和抗诉及回转七个具体程序，以下笔者将对其中的几个重要程序进行详细分析。 　　（一）启动程序 　　新刑诉法第280条第3款阐明了人民检察院承担举证的义务：“没收违法所得的申请应当提供与犯罪事实、违法所得相关的证据材料，并列明财产的种类、数量、所在地及查封、扣押、冻结的情况。”该特别程序的实施遵循了证据裁判主义原则， 没有证据不能认定犯罪事实和违法所得。证据材料不仅包括与犯罪事实相关的证据材料，也包括与违法所得相关的证据材料。但是，对于证据材料的证明标准没有明确的规定。检察院提供的证据材料是需要达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犯罪行的立案标准即可，还是需要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定罪标准。笔者认为，启动的标准不宜过于严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或者死亡，人民检察院调查取证的难度比较大，如果启动该没收程序就要求证据确实充分，将会大大降低该没收程序的实际应用，极有可能使之成为一纸空文。因此，该款项规定的证据标准应远远低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定罪的标准，但可以参考相应罪名的立案标准。 　　（二）审理程序 　　根据《草案》第281条第3款的规定，相关的审理规则不够详细，这不仅使得人民法院审核犯罪事实的相关证据材料时，缺少必要的审查标准，也给人民检察院对该程序审查结果的预期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在审查方式上，不可以采取独任法官，必须要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这就意味着程序具有相当的正式性，需要裁判主体进行慎重讨论后加以定夺。这就使得该没收程序区别于行政诉讼中的没收。然而，审查标准的概括性与合议庭开庭审理案件的庄重性不相匹配，这尤其体现在作为刑事诉讼规则核心的证明标准没有规定，即这种证明标准是否与证明被告有罪的标准相同，是否需要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标准。笔者认为，尽管人民法院在该特别程序中需要审查犯罪事实相关的证据材料，它也应明显有别于普通的审判程序，否则，该条文极有可能被束之高阁。此外，考虑到诉讼对效率的追求也应该简略该没收程序的审理过程，降低证据材料的证明标准。 　　（三）回转程序 　　新刑诉法第283条规定了回转程序：“在审理过程中，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动投案或者被抓获的，人民法院应当终止审理。对于没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财产确有错误的，应当予以返还或者赔偿。” 该条文的规定是为了更大程度的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因为该没收程序是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参与庭审的情况下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收的裁定有可能是错误的。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归案后，该程序审理的条件不再成立，人民法院应当终止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案件一并依据普通刑事诉讼程序审理，从而更加准确地认定案件的事实，作出公正的判决。再加上，没收的客体是财产，而不是人身权利，没收的财产本身可以量化为货币，因此更具有可回溯性，返还或者赔偿的救济方式具有可操作性。 　　二、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必要性 　　（一）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接轨 　　我国批准加入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该公约在我国已生效。作为公约的缔约国，我国有义务履行公约中规定的义务。该《公约》第五编“资产的追回”明确规定了“不经刑事定罪的没收”程序制度。第54条第1款第3项要求各缔约国“考虑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便在因为犯罪人死亡、潜逃或者缺席而无法对其起诉的情形或者其他有关情形下，能够不经过刑事定罪而没收这类财产”。这是新刑诉法增设违法所得特别没收程序的主要国际法依据。 　　近些年腐败、恐怖活动等犯罪资产、资金跨国或跨境转移现象十分突出，而传统的诉讼制度要求赃款赃物的处理的前提条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已经被追究，这就使得对犯罪所得不能及时采取没收措施进行处置。为此，国际社会创立了一种“特别没收制度”，即不依附于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责任的违法所得追缴程序。具体而言是指针对涉嫌犯罪的违法所得或赃款赃物，由公诉机关经审查后，认为符合没收条件的，由其代表国家向审判机关提出收缴归国库所有的特别诉讼程序。之所以认为其“特别”，是因为该程序将对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定罪判刑区别出来，该程序只针对赃款赃物的追缴，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追究刑事责任仍按普通的刑事诉讼程序进行。 　　（二）借鉴国外的先进立法 　　目前，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爱尔兰、南非等国家均已确立了犯罪所得独立的没收制度。因为该程序借鉴了许多民事诉讼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