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权侵犯个人权利的“合法外衣”.docVIP

行政权侵犯个人权利的“合法外衣” 　　摘 要：行政赔偿制度制定的初衷是保障公民个人权利免受日益强大的行政权力的侵犯。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国的行政赔偿制度的实施似乎走进了误区，甚至成为了行政权力侵犯公民个人权利的“合法外衣”。因此，我们应当从行政赔偿制度产生的初衷以及该制度对人类多层次的需求的满足方面进行分析，从而加强对我国行政赔偿制度的建设，并真正成为公民个人权利的有效保障！ 　　关键词：行政赔偿；行政权；个人权利；需求 　　一、行政赔偿制度产生的初衷 　　19世纪70年代以前，受霍布斯、让·博丹等国家主权的绝对性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由国家行为所造成的伤害是无需赔偿的。直至1873年，法国在布朗戈判例中，确立了国家对非权力作用的赔偿责任。随后，德国、日本等过纷纷效仿。该判例的确立，为国家赔偿制度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可以说是国家赔偿制度的萌芽。法国随后根据这一判例并结合自身的公法理论发展出了行政赔偿制度。而德国在1910年的国家责任法中确立了国家对官吏行使统治权行为所产生的赔偿责任。在英美国家，由于英国长期坚信“国王不能为非”，因此国家赔偿制度迟迟没有确定。直至1946年、1947年美国及英国两国才先后正式确立了国家赔偿制度。 　　进入二十世纪之后，国家的行政权力日益强大，人们开始担心个人的权利越来越容易受到行政权力的侵害，于是人们呼吁国家建立行政赔偿制度，以保障个人权利不受国家行政权力的合法侵害。因此，行政赔偿制度在法国乃至在整个西方国家确立的初衷是保护公民个人的财产权利或其他权利免受来自日益强大的国家权力的侵犯。 　　二、行政赔偿制度在中国的生长 　　（一）顺应需求的行政赔偿生成之路 　　在中国法律史的长河中，我们无法看到行政赔偿的身影。由于古代的中国，“官本位”思想十分盛行，认为官吏是替皇帝办事，即使造成冤假错案，也就是对该官吏进行处罚，而从未有对人民进行赔偿的说法。直至封建社会被推翻之后，外国思想及文化的入侵，迫使中国进行改革，从而西方的各种法治思想便传入中国。但直到1959年我国台湾地区才颁布《冤狱赔偿法》，确立了司法赔偿制度，1980年的《国家赔偿法》才在真正意义上确立了行政赔偿制度。在中国内地，虽然国家赔偿的思想受西方影响已久，但始终没有确立行政赔偿制度。1954，1975和1978年的宪法中都只字不提“国家赔偿”。直到1982年宪法才在第41条第1款中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取得赔偿的权利。”，并随后于1986年的《民法通则》中对此进行了规定。1989年的《行政诉讼法》中也有相关规。但是直至1994年我国才制定了现行的《国家赔偿法》并由此真正确定了国家赔偿制度。 　　由于中国的许多法律制度都是在借鉴西方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国的实际而确立的，因此与原初的制度的初衷有着一定的区别。与中国古代传统相对应，中国人的个人权利意识并不强，相反“官本位”地向却深入人心，所以可以说，中国借鉴行政赔偿制度的初衷更多的是限制国家行政权力的滥用而非保障公民个人权利免受侵害。 　　然而，即使行政赔偿制度在中国形成的初衷与西方国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其仍是顺应需求变化的产物。1982年宪法对行政赔偿制度确认正是由于中国人民自身权利意识的提高，并同时感受到财产权利及人身权利的重要性，意识到在中国这样有个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国家中，行政权力对于公民权利的侵犯的巨大危害，因此开始呼吁对于人身及财产的保护制度的完善，并促使中国于1982年首次明确规定国家行政赔偿。而后，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需求越来越多元化，行政相对人与行政机关之间交往的不断加强以及权利意识的进一步崛起，社交需求以及尊重的需求要求更为详细的保障公民个人合法权利的行政赔偿制度的出现，于是在这些需求的共同推动下，我国终于于1994年制定了统一的《国家赔偿法》以满足人民多层次的需求。可以说，中国行政赔偿制度的发展使顺应了人类多层次需求的。 　　（二）制度实施陷入误区 　　《国家赔偿法》中对于行政赔偿的范围、标准、实施程序等有着相应的规定，这为保障人们的各种需求提供了一定的保障。但是我国现行的《国家赔偿法》存在着许多缺陷，这为行政赔偿制度的滥用提供了基础。由于我国《国家赔偿法》中行政赔偿标准的相对低下，造成了许多行政执法人员肆无忌惮的违法行政，归根到底，是由于法律制度的不完善性，使得传统的“官民”思想开始抬头，从而为行政执法人员利用行政赔偿制度任意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打开了方便之门。这样人民对于人身及财产的安全需求以及得到行政执法人员尊重的需求就容易处于被压制状态，而无法实现。 　　我国现行行政赔偿法体系中的无力的监督制度无疑也是压制公民需求的一个巨大武器。在我国的《国家赔偿法》中对于滥用行政权力的监督规定十分笼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