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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基本特征 　　摘 要 中国古代法律思想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古代法律思想，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独具特色，首先礼法融合，法律思想儒家化明显；其次，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最后，对于等级特权的维护更是达到一定的程度。研究古代法律思想的特点，对我们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法律思想 德主刑辅 等级特权 　　作者简介：李文兰，青岛大学法学院法律史专业，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 　　中图分类号：D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2-003-02 　　一、礼律融合，法律思想儒家化 　　（一）以礼率律 　　中国古代的法律涉及刑事、行政、经济、军事等多个方面。无论哪个方面的法律都明显体现出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对刑事法律的影响尤其深刻。即所谓的“法律思想的儒家化”。法律的儒家化实际上是儒家思想的法律化。首先表现为在制定法律时，以“礼”作为立法根据和指导思想；以“礼”的基本原则作为定罪量刑的基本标准；并且以“礼”来注释法律。 　　强调“礼治”的结果是要求“德治”。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孔子言：“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制度和刑罚去约束人民，人民可以避免犯罪，但没有羞耻心；用礼与道德去感化人民，人民才会有羞耻之心而不去犯罪。就治国方法而言，孔子认为德礼之教优于政刑之治。孔子认为先教后刑，是强调道德感化的作用。孔子曾经说过：“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总起来是说“先礼乐后刑罚”。孟子言：“以力假人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与“以德服人”的区别在于得到天下后“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汉代董仲舒说：“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主张“德主而刑辅”。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律学家将汉以来的礼律融合趋势推向了深入，以《刑名》篇为《晋律》之首，意在体现“王政布于上，诸侯奉于下，礼乐抚于中”的原则。唐朝时，逐步确立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原则。唐太宗李世民“遂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以礼为先，慎重刑罚，将法律的功效和礼义道德的作用有机结合起来。纵观《唐律疏议》，礼的精神应经完全融化在律文之中。不仅礼之所许，律亦不禁，礼之所禁，律亦不容；而且尊卑贵贱等数不同，刑名轻重粲然有别。这标志着中国古代礼治的法律化已告成功。 　　“礼者为异”，礼的实质内容就是等级制度。“礼治”的基本原则是“亲亲”与“尊尊”。“尊尊”与“亲亲”是带有政治强制性的行为规则。“亲亲”的要求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尊”的要求是小宗服从大宗，下级贵族服从上级贵族而不许犯上作乱。如果在贵族内部，父子兄弟之间能够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犯上作乱之事自可避免，反之，那么，小宗也就不会服从大宗，下级贵族也就不会忠于上级贵族，犯上作乱之事就会发生。所以从夏商西周社会开始，统治者们就规定了严密的等级制度。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中，此种原则体现的更为突出。如确立皇权的至高无上，保护官僚的特权，承认同罪不同罚的合理等。 　　（二）司法时令说 　　法律儒家化的另一个明显表现是顺天则时的“司法时令说”。“司法时令说”是正统法律思想兼容阴阳学说的体现。正统法律思想认为“天人合一”，人间的赏罚应与“天意”相符。在春夏万物生长之际，应从事教化奖赏；秋冬万物肃杀之际，应从事断狱活动。“司法时令说”的具体体现是首先要求皇帝“顺天”，若天有反常之象，如灾害，皇帝应反省自己的言行是否有违天意之处。其次要“则时”。当春夏阳和之际，要秉承天意，善待人犯，以体现仁慈好生之德。秋冬时则相反，要审决犯人。 　　（三）春秋诀狱 　　礼法融合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形式是“《春秋》决狱”，是直接引用《春秋》经义附会汉法，指导司法的一种制度，其兴盛于正统法律思想形成时的汉中期。其后随着礼律融合的加深及经义入律而逐渐消失。“《春秋》决狱”的核心是“原心论罪”，将儒家经义置于法律条文之上。董仲舒为维护儒家的独尊地位，司法中须以儒家经典为指导，经律相矛盾时不惜以经破律。“《春秋》决狱”的特点是“以经断狱”和“原心定罪”。“以经断狱”和“原心定罪”的特点是在量刑时要着重考虑犯罪动机，所谓“志善而违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 　　礼法融合的思想对古代法律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弥补了法家理论的重刑主义的缺陷。对当今我们社会主义法制的发展与完善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维护皇权的至高无上 　　夏商时期的神权法思想主要组成部分“受命于天”与“天降典型”是统治者维护自身统治的思想基础。所谓“受命于天”就是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