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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y LOGO 第十一章 实用性纪录片 实用性纪录片与非实用性纪录片最大的不同在于一般纪录片，特别是那些纪实性的纪录片所关心的都是与意识形态有关的问题；或者简单地说，一般纪录片关心的是“形而上”的问题，而实用主义纪录片关心的则是具体的、“形而下”的问题。 实用性纪录片所表现的内容，可分成两类： 一类是政治上的实用主义 另一类是科学上的实用主义 这里所说的“政治”是指广义的政治，即包括所有社会意识形态在内的政治。 我们前面已经将教育片归入了宣传片，因此这里将那些以传授科学知识为主的纪录片称为“认知纪录片”。中国观众的所熟知的美国“探索”提供的有关自然、生物、科学、历史的纪录片便属于这一类型的纪录片。 第一节 实用政治纪录片 实用主义纪录片是一种为着特殊目的制作的、制作者参与他所表现事件之中的纪录片。在表现上，因为制作者的目的和立场有所不同，其表现手段也就显示出了不同。 一、忠诚纪录片（团结电影） “忠诚纪录片”一词来自于加拿大电影理论家托马斯·吴沃，他发现从伊文思开始制作这一类影片的20世纪30年代一直到90年代，“不管是在表现内容还是创作背景上都有着令人惊讶的对称与相似性……艺术家们在介入历史和制作纪录片试图改变世界时，所选择的表现内容和政治战略，”有着“显著一致性”，这类影片“与传统的审美标准格格不入”，是一种“政治的使用及其价值审美”。 【托马斯·吴沃：《尤里斯·伊文思和他的忠诚纪录片遗产》，刘娜译，原文载Kees Bakker主编：Joris Ivens and the Documentary Context，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Amsterdam，1999.】 “忠诚”一词意味着纪录片制作者在政治信仰上与其拍摄对象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因此吴沃也把这一类的纪录片称作“团结电影”。 【参见托马斯·吴沃：《〈四万万人民〉（1938）与团结电影：介于好莱坞与新闻片之间》，何艳译，载《电影艺术》，2009年第2期】 从伊文思开始，到20世纪的60—70年代，忠诚纪录片有一个高潮。这一高潮表现在法国1968年5月革命之后出现的一批表现5月革命的纪录片和在60年代末出现在拉丁美洲的纪录片的崛起。 格雷戈尔在他的《世界电影史》中的说法，法国1968年的5月事件“使许多导演对自己的作品的政治功能产生了原则的思考，于是他们拍摄了大量的纪录片，不再是为了拿到影院上映，而是为了‘电影同仁’添砖加瓦，是打算在工会集会上、在工厂、大学和青年中心放映的。与政治性的电影协作机构并驾齐驱还出现了一个‘好斗的’电影运动。” 【乌利希·格雷戈尔：《世界电影史·3》（上册），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年3月版，第57页】 智利： 阿尔瓦罗·拉米雷斯的《营养不良的儿童》 道格拉斯·许布纳的《得胜的赫尔明达》 阿根廷：《燃火的时刻》 日本：小川绅介拍摄的影片 按照汤普森和波德维尔的说法：“1960年代末期和1970年代初期，许多电影工作者变得越来越具有真正责任心。这一趋势给纪录片带来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到了1980年代，通常来自女权主义者、同性恋者和少数族群观点的社会批评与政治批评，已经成为世界纪录电影摄制的一个重要特色。” 托马斯·吴沃在总结忠诚纪录片的特点时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影片拍摄的本身对事件进程的干预。摄影机在现场的拍摄或多或少都对事件的进行产生了作用，使得一些原来不可能的事件变成了可能。 《这是革命之父》 《医生、谎言和妇女：爱滋病抗议者对COSMO说不》 《一个叫作Chiapas的地方》 《纳马达日记》 政治电影的源头应该都在伊文思的《博里纳奇矿区》。当这部影片拍摄中的搬演游行转变成了被警察镇压的真实游行时，纪录电影已经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旁观的记录。 我们在一般情况下所讨论的纪录片都自觉不自觉地站在媒体传播者的立场之上，那里几乎没有“参与者”的立足之地。按照塔奇曼的说法：“作为新闻工作者，电视台的出镜记者在镜头中必须是保持中立的，只负责评论和报道，而不能成为事件的参与者。” 【盖伊·塔奇曼：《做新闻》，麻争旗、刘笑盈、徐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8月版，第123页】 服务于形而下目的的纪录片制作者，同时也是为了达成这一目的的促进者，他们的立场观念与他们所表现的对象保持一致，他们影片因此而成为“工具”或“武器”。 政治实用主义类型的纪录片 政治实用主义类型的纪录片尽管不占据纪录片的主流位置，但还是引起了人们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