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学通：中国崛起面临国际体系压力.docVIP

阎学通：中国崛起面临的国际体系压力 　“躲在树后的大象再也藏不住了”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两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外交争端越来越频繁，有些事态的摩擦开始升级，我们过去的外交战略是不是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战？在“十八大”报告中能够看出我们外交思路的变化吗？ 　　阎学通：目前我国总的外交思路仍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但过去这几年间，我们有过一些外交政策上的微调。2009年胡锦涛在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出了对外政策的“四个力”目标：努力使我国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而在此之前，我们的提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立一个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只是强调经济利益，忽略了其他的国家利益。 　　“十八大”报告中出现了一个新提法：“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这说明我们抛开过去单一看重经济利益的观念，要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的综合实力。 　　三联生活周刊：你是国内最早研究“中国崛起”的学者，1998年你的书《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出来后，却在当时引起学界和社会上的一些争论和批评。大家对你书中的哪些观点不太认同？ 　　阎学通：上世纪末西方世界盛行“中国威胁论”，他们不是讨论“中国能否崛起”，而是说“如果中国崛起，会给世界造成什么样的威胁”。我和他们的研究方向相反，我是研究中国崛起需要什么样的环境、如何实现崛起，以及中国崛起会给世界带来什么好处和贡献。 　　虽然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我做了这个研究，但是书出来后却受到了学界和社会的反对。有两个原因，一是认为中国是崛起不了的，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持这种观点。第二，很多人认为如果中国崛起，会将美国的战略压力引到中国身上来，这样就违背了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的原则。我的第一本书《中国国家利益分析》特别受欢迎，而第二本书《中国崛起——国际环境评估》却受到批评，效果相反。我第三本书是《中国古代思想、现代中国实力》（Ancient Chinese Thought Modern Chinese Power），由于这本书是英文的，因此在国际上影响较大，在国内影响较小。这三本书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三联生活周刊：几年之后，中国政府一度也用了你提出的“中国崛起”这个说法。 　　阎学通：政府是2003年开始引入“中国崛起”这一词语，但2004年起就不这么说了。因为这种提法引起了争论。根据我当时的研究，“和平崛起”的首要条件，一是中国有能力让别人接受你和平崛起，即让别国不敢以战争方式来压制中国崛起。二是中国无需借助于战争就能实现崛起目标。三是崛起过程中无需用战争来维持生存。 　　后来学术界开始争论，“和平”和“崛起”这两者，哪个是目的，哪个是手段，或者两者结合到一起才是目的？“和平”与“崛起”如果不能兼得，我们该怎么办？我以为，在弄清楚“崛起”这个概念前，需要区分崛起和发展的性质。“发展”是一个绝对量扩大的概念，是自我提高。“崛起”是相对量的概念，指的是与他国差距的缩小。现在官方不再提“崛起”，我们学界仍旧可以做这个研究，官方的提法是“民族复兴”。 　　三联生活周刊：大家对“崛起”这种说法有争议，是因为它会在外交政策上导向一个进攻型的策略吗？ 　　阎学通：有两个原因：一是“崛起”意味着发展得很快，但是大家都说不可能那么快。因为我们的提法是实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需要50年，现在还没到21世纪中叶呢，怎么能崛起呢？二是这种提法太引人注目，认为一说崛起就会增加崛起的国际压力。 　　在今天看来，中国崛起是个客观事实了。 　　三联生活周刊：你当时对于中国崛起的预测，从哪一年开始得到了印证和正视？有什么标志性事件？ 　　阎学通：我感觉世界开始承认中国崛起，应该是2002年。标志性事件是“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东亚第一大进口国”。 　　三联生活周刊：这仍旧是一个经济指标上的评价。 　　阎学通：对。1993年开始出现中国威胁论时，国际社会只是害怕中国崛起。经过10年时间，到了2002、2003年他们才真正讨论中国是否已经崛起。我印象中，第一篇认为中国是新兴超级大国的文章是一个俄罗斯人写的。从2002年起，国际社会认为中国不能崛起的声音越来越弱，认为能崛起的声音越来越强，大家看法越来越一致。 　　三联生活周刊：是不是说，经济指标是衡量中国实力变化的最重要标准呢？ 　　阎学通：我觉得2002年的“东亚第一大进口国”仅仅是个标志。从根本上看，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给世界主要国家造成了很大伤害，而中国仍然保持了6%的经济增速，让世界对中国刮目相看。第二个重大变化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其他大国的经济都是下滑，而中国仍保持11%的经济增速。所以说，全世界开始普遍认为中国崛起了。世界认为中国崛起跟这两场金融危机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