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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言”到“五言” 　　课题项目：陕西省教育厅2014年科学研究计划专项项目;项目编号：14JK1244;项目名称：文艺复兴和魏晋时期人的主体精神的比较研究。 中国论文网 /5/view-7138762.htm 　　摘 nbsp;要：诗歌形式从“二言”到“五言”的变迁，走过了从简拙到丰富，从粗糙到精致，从拟作到古典的发展成熟之路。“四言”和“五言”作为“有意味的形式”在艺术上取得了一定的独立意义，暗合不同时代的审美情态、道德需求和思维方式。 　　关键词：诗歌形式;四言诗歌;五言诗歌;规律 　　作者简介：赵前明（1970-），男，汉族，陕西省宝鸡市人，文学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外国文学、文化人类学和教育教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 nbsp;[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33-0-02 　　中国文学的源头无疑可以上溯到远古时期的歌谣和神话传说。诗歌作为最古老的文学形式之一， 在远古呈现出质朴简约的“二言”特点，后历经《诗经》的“四言”体式，穿越《楚辞》的“骚体”，于汉萌发、于魏晋、唐时成就“五言”大观，后虽有“六言”出现，但终气息奄奄，未能动摇“五言居文辞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1]的地位。从“二言”到“五言”，诗歌走过了从简拙到丰富，从粗糙到精致，从拟作到古典的发展成熟之路。 　　一 　　鲁迅先生在《门外文谈》中说到的“杭育杭育派”，《礼记复杂。这当是古人古朴简约风貌的体现，是远古文字、音乐韵律尚欠丰富的体现。 　　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表现复杂的文化历史内容，表达丰富多彩的思想感情日益成为需要，文学自身积淀的经验，文字词汇的不断丰富，新的乐器乐曲的不断发明创作，统治者对文学教化作用的日益重视，终于促成《诗经》四言诗的繁荣。 　　《诗经》的句式，以四言为主，二节拍的四言句带有很强的节奏感，诗乐一体的特点得到继承和强化。与二言歌谣相比四言诗的容量增加，表情达意更充分曲折，更适宜歌唱演出。郑玄《毛诗传笺》注《豳风》曰：“豳风，《七月》也，……豳雅，亦《七月》也，豳颂，亦《七月》也”。有人以为是说《七月》一诗可分别用风、雅、颂三种乐调演唱，或可佐证四言诗在歌唱上的优势。同时，四言一句，四句独立成章，整齐有序，又加以重章叠句的复沓结构、叠字、叠韵的修辞技巧，使四言诗摆脱了二言歌谣艺术性不足的缺憾，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大大增强，成为真正的诗歌艺术。整饬严肃，舒缓典雅在文化上也许暗合周人的审美情态、道德需求、思维方式，为中国文化定下了基调。后世的箴、铭、诵、赞等文体的四言句和辞赋、骈文以四六句为基本句式，也可追溯到《诗经》。 　　二 　　四字句节奏鲜明但略显短促，雍容典雅却又板滞凝重。风、雅、颂不同风格的音乐不仅对诗歌内容有一定的制约，而且还影响了诗歌的表现形式。加之，战国时期的社会动荡和思想自由，无疑动摇了四言诗的社会基础和心理基础，南北文化的交流，散文的勃兴，四言诗终趋衰落。无论社会还是诗歌本身都渴望新的发展和突破。楚辞突破四言在楚民歌的基础上应运而生，吸取散文笔法，成为一时之盛，但大约两百年后，句式比较自由的骚体也难乎为继，五言诗体终于发展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生命力最为旺盛的诗歌形式。 　　从“四言”到“五言”，诗歌句式上的一字之变意义重大，自不待言。但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却有探讨的价值。其中的外部原因，当与南北文化的合流相关，当与两汉乐府诗的影响相连（特别是乐府中的少数民族乐曲），当与道教的传教有涉。其中的内部原因，当符合文学发展的自身规律，有文学发展积累的因素，也有五言诗自身在表现力、语法结构、节奏韵律等方面更符合汉语的语音词汇特点的优势。 　　从战国到秦汉，南北文化的交流以战争、迁徙、统一的方式加强了，这种文化合流的趋势，表现在文学上就是汉赋和五言诗的兴起。刘勰说赋“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2]汉初的统治者生于楚地，对楚文化的偏爱显而易见。西汉初的赋，从内容和形式上看，确是楚辞的流裔，如贾谊的《吊屈原赋》，许多句式就颇像屈原的《离骚》，只是句式更趋散文化罢了。武帝时期的汉大赋基本上采用四言、六言两种句式，而这种形式可以看作是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文化，和以楚辞为代表的南方文化杂糅的结果，是南北两种文化相持，南北两种审美心态交织并存的结果。《诗经》的四言和楚辞的六言杂糅的结果是汉赋从韵文趋向散文化，形成韵散结合的新型结构和节奏。五言诗的句式介乎《诗经》与楚辞之间，融风骚于一体，最终被人们普遍接受。 　　五言诗也孕育于汉代乐府民歌的母体。在中国文学史上，诗歌样式的改革往往和流行乐曲的声调有关，汉代楚音的流行，导致三言和七言诗句的大量出现，从而导致诗歌体式的演变。汉代乐府诗歌的曲调主要有来自中土流行的五言歌谣，和来自北狄西戎的鼓吹曲（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