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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造”到“智造”有多远 　　中国的制造业处于多种水平并存并且发展极不平衡的格局，相当一部分企业还处于工业2.0，因此必须采取并行发展的战略，即“2.0补课、3.0普及、4.0示范”，从而跨越到“智造” 中国论文网 /7/view-7241312.htm 　　作为世界上认知度最高的标签之一，“中国制造”从上世纪80年代崭露头角、90年代崛起，再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被迫转型，经历了30多年的际遇起伏。 　　过去，依靠低廉的人力、原材料、土地等成本优势，中国赢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而今，曾经以代加工为主要模式、靠低价取胜的“中国制造”，成本优势逐渐消失。 　　近年来，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制造国家加快推进工业化，承接了全球低端制造业的转移；而在高端制造领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纷纷推出“再工业化”计划，提出工业4.0理念，寻求走出金融危机阴霾的突破点，重新争夺制造业的主导权。 　　中国制造业正在面临这种“前堵后追”的挤压之势。 　　为打造“中国制造”新的竞争优势、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中国提出了“两化”（工业化和信息化）融合、“互联网+”、供给侧改革等一系列国家战略。 　　智能制造更被列为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的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中国制造2025》和“两化”深度融合的主攻方向。 　　“实际上，德国、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也都分别把本国工业4.0、工业互联网、未来制造业预测等新工业革命的焦点汇聚在了智能制造上。”工信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心中国智造与工业4.0研究所所长王喜文告诉《?t望东方周刊》。 　　基础难称雄厚的“中国智造”，在内外压力之下将如何带领“中国制造”冲出重围、在新一轮制造业竞争中实现“弯道超车”呢？ 重塑商业模式 　　“简单来说，可以用企业、产品、消费者三者之间横向、纵向的关联和交互来解释智能制造。”智能制造产业联盟秘书长曾玉波告诉《?t望东方周刊》。他曾供职于施耐德、华为并担任过海尔智能制造项目负责人。 　　曾玉波理解的智能制造是这样的模式：在企业供应链方面，研发、设计、采购、生产、财务、行政、销售等部门之间可以实时沟通；制造车间内，设备自动化、智能化，生产流程智能化；产品本身也是智能的，比如目前热销的智能手环、智能自行车、智能家电，等等；智能产品则同时是一个数据采集端，采集用户的数据并上传到云端，方便其管理，这些数据同时也可以为生产方所用，以改进设计继而影响采购、生产和销售的各个环节。 　　“所以不能单纯地把它看成一个工厂车间里的优化或者智能化设备的使用，而是企业乃至整个产业商业模式的变革。”曾玉波说。 　　对工业自动化颇有研究的水月创投合伙人兼总裁阚雷则用“工业4.0的六重天”对智能制造的商业模式创新力作了更形象的描述。 　　首先，智能生产能够做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目前中国的一些服装、家具、家电、食品等制造企业都已经可以实现。而产品智能化可以让企业从制造商变为服务商。 　　“高铁制造厂商买了某品牌的牵引电机，后期维护由其自己定期做，无论该不该修，只要到了时间就必须去检查维护，这其实是对人力财力的很大浪费。未来电机厂商可以通过智能电机传回的运行数据，了解它什么时候才需要养护，并将这作为一项新业务来赚钱。”阚雷在接受《?t望东方周刊》采访时描绘了这样一个场景，“制造企业完全可以把产品的一些硬件甚至产品本身免费赠送，就靠服务赚钱。” 　　再接下来，跨界竞争就会成为常态。“比如一个健康智能产品的厂商掌握了用户的健康数据，就有可能跟保险公司抢饭碗。”阚雷说，“当自动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的时候，所有现有的商业模式都将被重塑。” 　　如果把“脑洞”开得再大一些，工厂设备智能化之后，它们也在不断采集自己的数据上传到工业互联网上，哪些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哪些空闲便一目了然，那么一些工厂便可以出售自己闲置的生产能力，使得资源利用最大化。 　　“可以说，发展智能制造是重塑中国制造业新优势、实现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还是破解能源、资源和环境约束，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有力手段。”王喜文说。 试点先行 　　“中国对智能制造的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一些企业也很早就开始先行先试，并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是中国制造业又处于多种水平并存并且发展极不平衡的格局，相当一部分企业还处于工业2.0，即电气化的阶段。整体来说，智能制造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王喜文告诉本刊记者。 　　因此他认为，中国推智能制造应该分期分批开展试点示范，逐步实现车间级、工厂级的智能化改造。而不是大规模、一股脑的智能化。“《中国制造2025》就是根据我国实际情况采取了并行发展的战略，即2.0补课、3.0普及、4.0示范。” 　　工信部在国务院印发《中国制造2025》之前的2015年3月即启动了“智能制造试点示范专项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