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经·木瓜》中“投木报琼”的角度看大学的人格培育与价值使命.docVIP

从《菊与刀》看日本国民性的“矛盾性” 　　摘 要：《菊与刀》是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论的指导下运用文化遥距法研究日本国民性的经典之作，本尼迪克特开门见山地指出：“一系列令人困惑的但是之类的词语被用于描述日本人”[1]2，关于日本国民性的“矛盾性”的描写更是贯穿全书。本文通过对本尼迪克特所写内容的简要梳理，重新审视日本国民性的“矛盾性”特征，认为日本国民性的“矛盾性”只是其行为的外在表现，这种“矛盾性”最终统一于预设的最高伦理价值。 中国论文网 /4/view-7186073.htm 　　关键词：《菊与刀》;等级制;“情理”;耻感文化 　　中图分类号：G04 nbsp; 文献标志码：A nbsp;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3-0095-02 　　本尼迪克特认为，人类行为的本质要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探究，因此对于日本国民性的研究就要求研究者“研究出这些公认的行为和判断是如何形成日本人观察现存事物的角度”[1]121。通观全书，日本的国民性是等级制、“恩情”和“情理”、耻感文化三个因素共同塑造的产物。 　　一、《菊与刀》内容简析 　　（一）深受等级制浸淫的国民性 　　1.战争源于对等级制的绝对信仰衍生而出的荒谬责任感。美国人认为二战的根源在于轴心国的侵略，本尼迪克特的分析则让我们洞察二战源于日本人对等级制的绝对信仰。天皇的神圣性在等级制中居于最高地位，虽然事实上对皇室的忠诚与军国主义侵略完全是两码事，但军国主义者的鼓吹使日本士兵将这两件事情合二为一。等级制观念被日本人荒谬地由自我文化移植到了他者文化之中。日本人开始认为各国的绝对主权使世界处于无政府状态，他们有为世界秩序奋起而战的神圣责任，战争随即爆发。 　　2.基于等级制的各得其所的生活常态。“各得其所”是了解日本人的出发点，由等级制而生的不平等是日本人组织生活的准则，“各得其所”是对这种生活常态的精确概括，体现在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日本的长子从小就习得负有责任的气派;鞠躬意味着承认施礼者愿意被受礼者干预以及受礼者要承担其帮助施礼者的责任;辈分、性别、年龄本身就意味着特权;规矩、特权以及特权间的界限不可亵渎。万事万物“各归其位”“各得其所”是日本人追求的最高境界。 　　3.由信仰等级制的明治政治家们推行的明治维新。以“尊王攘夷”为号角声的明治维新标志着近代日本的到来。等级制植根于日本的传统文化中，明治政治家们必须维护并强化日本国民对此全盘接受。“凡事关等级特权，日本人就会接受由此产生的所有后果，这并非因为他们同意这项政策，而是他们不赞成逾越特权之间的界限”[1]64。日本政府在推行新政时也不会采取硬性推广方式，因为顺应国民意愿也是“各得其所”的体现。 　　日本人将等级制奉为圭臬并将井然有序的等级社会视为理想社会。然而，日本人把深受等级制浸淫的文化向外输出时却遭到了惨败，日本人并未意识到，“各得其所”只是日本本土文化的产物，并不适用于其他国家。 　　（二）被“恩情”和“情理”包裹的国民性 　　1.“恩情”重负下的历史欠债者。“在日本，所谓义就是确认自己在各人相互欠债的巨大网络中所处的地位，既包括对祖先，也包括对同时代的人”[1]68。日本人认为自己从呱呱坠地时就蒙受重恩，所以日本人不是历史的继承者而是历史的欠债者，尽孝是报父母之恩，忠诚是报天皇之恩。虽然积极报恩是日本人公认的美德，然而恩却是日本人的颈上重负，扔不得，只好扛起来。本尼迪克特在书中提到一个例子，日本人表示感谢不是明言“谢谢”，而是以“这如何得了”取而代之，这种诚惶诚恐受恩的态度是对“恩”之重负的准确揭示，因为在日本人看来，“万难报恩于万一”[1]71。负有恩情债，早晚总要归还，否则便会心存不快。 　　2.作为动机、名誉和困境之源的“情理”。“情理”包括对社会的情理和对名誉的情理，前者是对契约关系的履行，后者代表对名声的珍视。“情理”无异于日本人的行为动机，若行为发自内心便可被认为是合乎“情理”。而对名誉的情理就是要力保不受污名，这使得日本人拥有近乎神经敏感般的自我防御态度，日本人讳言别人的失误，也避免直接竞争，甚至推崇为恢复名誉的自杀行为，只因名誉是他们的最高追求目标。“情理”在某些时候也会成为日本人的困境，当日本人面对失败、挫折时，对“名誉”的情理使得日本人倾向于自我折磨。 　　（三）追求适度感官享受和注重自我修养的国民性 　　1.不妨碍人生大事的感官享受。日本人享乐的准则是不能耽于享乐。同时，日本人认为牺牲感官享受是培养意志的有效途径，比如采用冲凉水的途径强身，不预防感冒以提高儿童身体的免疫力，甚至把绝食当作是检测一个人坚强意志的试金石。 　　2.以培养能力和圆熟为目标的自我修养。日本人将自我牺牲和为他人牺牲而做的事视为互惠，自我牺牲比如孩子从小就受到严格的训练会使其人生